作者：朱昌俊

2014年，江苏盐湖区人大常委会报告采用 “五言诗”形式，首开文风创新的先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2015年2月6日召开的盐湖区人代会上，盐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治所作的人大常委会报告，仍然采用了“五言诗” 的格式，洋洋洒洒6000言，文风清新，诗韵依然，听起来耳目一新，读起来朗朗上口。（2月12日中新网）

在转文风吁求愈高的社会背景下，这位区人大主任的“五言诗”报告，至少在形式上足以称得上是文风创新。大致浏览其报告内容，其中既涉及行使监督、经济发展、三农惠民的大方面，甚至还举例称赞了个别人大代表的履职情况，指出了过去一年人大工作的不足，应该说也称得上是言之有物。但即便如此，即便没有亲临现场，该报告所传递出的违和感却依然不难被感知。

当地媒体刊发的评论对之不吝赞誉， 称在向来有蕴蓄低调、持盈保泰的传统的中国官场文化中，该领导能够如此“出头”创新，堪称开风气之先者，应该被敬礼。单纯就创新的“尺度”而言，其勇气也确实值得鼓励。可人大工作报告，非一般的文体，人大会议现场也非一般的场合，即便是转文风，也还需讲究一定的“时宜”与“分寸”。当这样的如有朗诗之状的报告在现场响起，又要多少人还会将目光聚焦在报告的具体内容上，而非五言诗形式本身，已然存疑。

官员讲话改文风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讲话中的套话与多余的形式，是为了让受众能够更直白地了解报告或讲话的内容。以此观之，五言诗报告虽较之于一般的报告语言，在形式上的确做到了创新，但却又有反倒增加了形式主义、过度堆砌之嫌。且不说，这五言诗报告的出炉是否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比如人大代表们更多被五言诗的形式所吸引，而转移对内容的关注，显然就会造成适得其反之效。

当地媒体还在评论中特别肯定了领导的才情——这样一韵到底的诗文报告，没有非凡的材料概括和文字驾驭之功力，又岂敢问津？何况李治先生是独立操刀，并没有借助“写作班子”，这两把刷子委实不简单。洋洋洒洒六千字，将本来枯燥无味的报告写成了五言诗，文字功底或确实不浅，是否有他人代笔，我们也不得而知。但若在严肃的会场，即便无刻意为之，领导的“才情”抢了报告的风头，甚至演变为领导的个人才华秀，这怕是与人大会议政的初衷与应有气氛不甚相符。于此而言，这样的创新报告，首先就有“抢位”之嫌。

与抢位对应的，或是某种角色的缺位。作为区人大主任，在地方两会上汇报过去一年的人大工作情况，汇报完毕后还得接受代表们的审议与讨论。严格说，在这个场合中，这位人大主任所扮演的是一位“被质询者”的角色，是汇报者，因为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到底如何，还需接受各方的审议与评判，报告是否通过，还需看各位代表的意见。换言之，不说是忐忑，也至少是非常严肃的。但是在这种充满“诗意”的汇报中，让人感受到的却更多是一种轻松自如的、激昂的语调，轻让人有失真之感，更像是作指示。这之中或是一种被质询者与汇报者角色的缺位。

上述媒体评论在谈及五言诗报告创新的原因时指出，或者是其工作方面有作为，干了不少实事，切实履行了职责；或者是其敢于创新、敢于露面、不怕“出头”；或者是其磊落廉洁，一身正气，不惧非议；或者，在他身上这几点兼而有之。此原因揣度或不失真实，但在另外一种角度，如果真的做了实事，报告有料可讲，其实就更不必要挖尽心思去创作这样的五言诗了，以平时的语言和盘托出，不怕让人感受不到“成绩”。

文风之变，说到底还是作风转变自然而然的结果，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作风之变的文风创新。创新本身值得提倡，但一旦逾越了应有的界限，就可能走向极端，得不偿失。因此，对于这样一则创新十足的报告，固然无需上纲上线进行批判，但经由此例，关于文风转变的尺度究竟在哪，官员的个性、才华又该如何得体地表达，确实需要一番好好思量。更重要的是，作为工作汇报者，怎样的心态与姿态才适当？

最后，新闻中一个细节倒是值得玩味。媒体在引述该区人大代表会议对五言诗报告的评价时称，会议认为，该报告内容别开生面，语言喜闻乐见……这两个词似乎并不陌生甚至几乎是某些场合的专用词，那么依然被用来评价这份被誉为是开文风之先的五言诗报告，是否让人有不知所措之感？（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