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辈子农民，黄阳春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们都能跳出农门，成为城里人。三个孩子没有让父亲失望。但在上个月，黄阳春给大女儿下了死命令：把房子卖了，把生意停了，回四川省西充县农村老家陪他生活。同时，老爷子也给另外两个孩子“上课”：“以后一起回来生活。”（2月12日《成都商报》）

对于农家子弟来说，通过升学、经商等路径跳出农门，不仅是农民到市民身份标签的置换，还是生存生态的根本性改变，在本质上是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然而，“子女回老家生活”却打破常规，逆向社会流动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爱与痛。

伴随着社会变迁，家庭功能的分化和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导致“养儿防老”和“居家养老”的传统养老模式受到猛烈的冲击，父母和子女分散居住成为一种无奈和艰辛的现实。父母要么成为“空巢老人”，要么“孩子在哪里，那儿就是家”，迁徙到城市和子女一起居住生活。

只不过，和子女相比，年老的父母在城市适应和城市融入上面临着更多的障碍和困难。一方面，他们和子女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着差异和代沟，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能会引发摩擦和纠纷；另一方面，由于缺乏邻居、亲属等朋辈群体，他们锻炼身体、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的精神文化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

不论是睡不惯席梦思床，还是觉得吐痰不方便，抑或对居住空间不宽敞颇有微词，黄阳春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阶层或者说一个群体生存生态的缩影。当老年人对城市生活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甚至觉得“像坐牢一样”的时候，“回老家生活”便成为一种直接而强烈的利益诉求和情感需要。

许多老人在“父母心”的驱使下，要么选择“忠诚”继续和子女生活在城市，要么选择“退出”回到农村老家。热衷于种菜赶集、喜欢和老朋友聚在一起的黄阳春老人，渴望一家人生活在农村老家。可是，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制结构下，“子女回老家生活”难以照进现实――对于不愿意进城养老的老年人来说，留在农村老家，没人照料突然发病怎么办；来到城市生活，郁郁寡欢可能会适得其反。

透过“子女回老家生活”这面镜子，我们可以观察到“进城老人”这个日益庞大的社会群体。“进城老人”在城市适应和城市融入的过程中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说到底也是一种“转型的阵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乃至社会问题，“进城老人水土不服”既需要老人个体救赎和子女多一些亲情互动和精神慰藉，也离不开政府、市场和社会“合作共治”。（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