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陕西富平又发生一起5岁女童被忘车内事件，送医后，孩子出现接近脑死亡的症状。今年以来，类似事件在全国至少发生了12起，其中至少有5名孩子死亡。在这背后，因幼儿园教师、司机等疏忽致幼儿被困车内闷死，相关责任人第一时间会被警方带走，并被刑事拘留，而如果是因父母的疏忽大意被忘在私家车，即使造成孩子死亡，作为监护人的父母却无一例会被追究刑事责任。（7月30日《新京报》）

对此，有律师认为，从法律上来说，孩子的死亡是由于家长的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导致的，所以家长的行为已经具备过失致人死亡的条件，按照我国法律，理应追究家长的刑事责任。

这种观点在虐狗都会坐牢的国外，确实是能够找到依据的，但要“按照我国法律”，恐怕不符合相关法律解释。因为，“我国法律”是基于我国“国情”的。在“国情”之下，公众的普遍安全意识，具体到对车辆相关安全知识的认知程度，特别是在私家车刚刚开始普及的情况下，对车辆所隐含的各种潜在风险，可能都被这种还显得很现代化的家庭装备的优越性能所掩盖，还没有达到像自行车的链条会伤人那样的普及程度。

基于这种实情，要把“儿童被留车内事件”视作过失致人死亡罪，至少对涉事家长来说是行不通的。对于过失犯罪，刑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其中的定罪要件很明确，即当事人对于一种可能发生的危险结果，或应当预见而疏忽大意了，或轻信能够避免。

在司法实践中，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疏忽大意过失，并不是先判断行为人是否疏忽大意，而是先判断行为人是否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险的结果，如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就说明行为人疏忽大意了。那么，相关当事家长连孩子在车里都忘记了，怎么去预见可能发生的危险结果？再则，在应当预见的前提下，行为人并没有疏忽大意，但又确实没有预见的情况，比如认为车内的环境相对更好而把孩子留在车里，也不属于过失犯罪。

因此，认定疏忽大意过失的关键是确定应当预见的前提（在何种情况下应当预见）与应当预见的内容（应当预见什么）。这就涉及现实社会的科普程度，以及在这种知识水平下形成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再从人之常情去判断，亲情之下怎么可能把一种意识到的对孩子的潜在危险，会因疏忽大意或侥幸心理而予以放任？假如追究家长的刑事责任能减少儿童被留车内现象，那么，家长们是把怕自己受处罚看的比孩子生命还重？

有了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如果儿童被留车内追究家长的刑事责任，除了雪上加霜还有什么实际意义？难道失子之痛还抵不上过失犯罪带来的从轻处罚？笔者发现，有些应该有人担责的意外事故，比如“电梯吃人”，倒是都在热衷于以普及乘客的安全知识为主，而本应着重提醒家长如何在停车过程中的各种细节，却没有看见什么“技术贴”，反而“法律伺候”在先。最让人看不懂的是，动不动就“在国外”如何如何。人家遗弃宠物都可能面临法律制裁了，我们还在为吃不吃狗肉争执不休。因此，儿童被留车内追究家长的刑事责任，于法于情都说不过去。

文/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