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陕西富平又发生一起5岁女童被忘车内事件，送医后，孩子出现接近脑死亡的症状。这已是7月份国内第8起被媒体报道的“儿童被留车内事件”。而今年以来，类似事件在全国至少发生了12起，其中至少有5名孩子死亡。此前，因幼儿园教师、司机等疏忽致幼儿被困车内闷死，相关责任人第一时间会被警方带走，并被刑事拘留；但父母将孩子遗忘在车内导致幼儿被闷死的，基本上就是父母自责了事。（7月30日《新京报》）

追问原因，一是无知，不知车内能热死人，把孩子放在车里，是想让孩子舒服一点；二是大意，忘了孩子还在车里，锁门而去。但无知与大意，能成为过失致人于死的免责理由吗？

我们都愿意相信，无论家长无知地将孩子放在车里，或因大意将孩子遗忘在车里，都绝非故意；作为家长，事后也肯定追悔莫及、悲痛欲绝。但无知也好，大意也罢，都不能成为免除他们刑事责任的理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样的后果，就必须一样的追究。否则，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处罚因疏忽致幼儿被困车内闷死的幼儿园教师、司机呢？如果他们一样不是故意的，一样会追悔莫及、痛不欲生，是不是就一样可以免于刑责呢？

由于过失是亲人之间导致的，总是会因为亲人这层特殊关系而被放弃追责。虽然无知和大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因为亲人的特殊关系，家长几乎不会因失职而被剥夺监护权。传统道德、情感、家庭宗法，都可以成为理由。特别是孩子发生了这样的悲剧，最伤心的莫过于家长，他们既已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蒙受了巨大的痛苦，俨然是受害一方，舆论和执法部门都不会去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遗憾的是，正是因为缺乏无情的刑罚，无知的家长不能由此长点知识，大意的家长不能由此长点记性。

想到当年佛山两岁幼童小悦悦的死，她先被车撞、后被车辗，人们忙着去谴责18个见死不救的路人，却很少有人想到要去追究小悦悦父母的监护失职。让这么小的幼童步入人来车往的街道，没有尽到监护责任的父母，肯定要承担责任，甚至应承担主要责任：如果监护到位，小悦悦就根本不会独自一人走到大街上来，因而也就根本不会发生先被车撞、后被车辗的事。监护失职却能轻易免责，客观上纵容了监护失职现象的发生。

报载，今年6月21日，美国加州波莫纳市一名三岁华裔幼女被父母困在露天车内数小时，最终因闷热送医不治。据加州刑法，死者父母涉嫌虐待儿童以及过失杀人，如果罪名成立将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其家中的其他四名孩童还可能被送往专门设立的孩童看护服务机构。而在2014年，美国堪萨斯州威奇托市的男子赛斯·杰克逊，因将10个月大的孩子遗忘在了车内致其被热死，面临一级谋杀罪的指控。有了这样的追究，虽然也会有意外发生，但概率肯定会低得多。

要知道，家长对孩子所拥有的监护权，既是一种权利，更是一份责任。权利受到侵犯时，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责任遭遇亵渎时，就应受到法律的追究。争夺监护权的官司，常会发生；追究监护失职行为的执法事件，却极为罕见。这是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等。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子女仿佛天生就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如何看管子女，仿佛纯粹是家事，监管缺失，不予追究，仿佛也就天经地义。这传统的语境，显然过时，既然具备过失致人死亡的条件，就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应该是法治社会的题中之义。

若有这样的追究，还有助于确立一个理念，有助于形成一种新的生育文化：已婚男女必须在具备监护条件的时候，再生育子女，能生不能养的现象，也可以得以控制。

文/慕毅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