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波

近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与阿里巴巴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法院可以通过淘宝平台数据锁定当事人的送达地址送达法律文书。”该消息一出，立即在网上炸了锅，有人叫好，有人吐槽，褒贬不一，有人甚至称“智慧法院”此项措施恐是“犯傻之举”。

笔者在看欧美电影时，经常感慨他们对于人、对于钱的管理手段之先进，当事人犯罪之后住宾馆、刷卡马上就会被司法机关查到，当事人想用现金消费更是没门，因为非但大额消费必须刷卡，并且公众家中也不允许私放大额现金。而在我国，“老赖”横行，不能不说与社会对人、钱的管理漏洞密切相关，“跑路”更是老赖们惯用的伎俩，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欠钱的、肇事的、犯罪的，等你找他时往往“人去楼空”。

这些“下落不明”的当事人真的就或流落街头、或借宿友人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吗？非也，他们或许正住在五星级宾馆里戳着手机在淘宝上疯狂购物呢！经常有原告对法官说：“我要是能找到被告，我还找你们干嘛”？诚然，让原告去找被告无疑于让其到大海里去捞针，但是对于享有“公权力”的法院来说，找被告也并非易事，因为法院的这种“公权力”经常碰壁其他“公权力”和公民的“隐私权”。

对故意隐匿经常居住地的当事人，如果还以“隐私权”为其遮掩，无疑是为虎作伥的助恶行为，凭什么故意隐匿经常居住地的当事人淘宝购物收得，法院的法律文书就收不得？作为居中裁判的法院，其任何一项“公权力”都是与当事人的“私权利”息息相关，如果法外对于法院的“公权力”处处设限，其结果无非是让致害人逍遥法外，却让受害人寸步难行，最终受损的并不是法院，而是当事人利益，是社会公平正义。

“穷尽一切手段”是法院落实司法为民的必然要求，搭“互联网＋”的快车更是信息时代“智慧法院”的改革方向。因此,通过“大数据”查询被告下落，送达法律文书，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