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仁

　　上周五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抓好经济工作”；前天下午，市委召开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3年经济工作——抓项目、促转型、增动能、稳主体、畅循环、推改革、提品质、惠民生、护平安；同天，我市正式发布“百团千企万人”拓市场促招引行动方案，组织发动企业赴境外洽谈订单、拓展市场……

　　开新局之际，我们为啥这么重视“拼经济”？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追溯历史，早在公元4世纪初的东晋时代，我们的先人已正式使用“经济”一词。在传统文化中，“经济”是“经邦”“经国”和“济世”“济民”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

　　一百多年前，“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根源，是第一性的；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表现，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由此，他还给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理论的阐述，或许远不如现实有说服力：

　　从世界范围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原本经济增长势头不错，但后来由于各方面因素，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迟滞、徘徊不前，引发这样那样的民生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有的甚至陷入了长期动荡。

　　从自身发展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归根结底，在于经济持续、稳健、快速、高质量发展。

　　从当下处境看，受国际地缘政治和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发展的内外环境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必须把经济建设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必须拿出更大的决心和毅力“拼经济”。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了，我们才能增强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挑战的信心和定力。

　　城市之间实力的比拼，又何尝不是在“拼经济”？

　　计划经济年代，有些地方因为获得了国家政策和重大项目的垂青，城市地位伴随经济地位快速提升。后来，因为优势不在了、经济没落了，人口随之大量外流，城市也变得萧条。

　　改革开放后，得益于计划单列体制的实施和民营经济的腾飞，深圳、宁波、厦门等沿海开放城市迎来了发展新机遇，经济成功转型、繁荣和崛起，带动了整个城市的转型、繁荣和崛起。

　　就连城市精神的内在修炼，也与经济发展相伴而行。如浙江很多地方在讲的“走遍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这“四个千万”精神，就是改革开放初期“草根经济”在千军万马闯市场中磨砺出来的。

　　有一个颇为流行的灯光指数，说的是城市夜间的灯光数据，可以直接反映一个城市的繁华程度——灯光指数值越高，代表城市的繁华程度越高，灯光指数变化率越大，说明城市经济、人口发展越快。

　　灯光指数未必就能说明一切，却也提供了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如灯光指数排名靠前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正是当代中国经济最为活跃和繁荣的地区，这是不争的事实。

　　今天，城市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家都铆着劲，在寻找城市实力、品质、颜值等提升的新机遇、新动能、新赛道。这背后，最为重要的推力，仍然是经济。经济的规模、经济的质量、经济增长的潜力，决定着城市“先行”的速度，决定着城市的未来。

　　经济，广义而言，是人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一切物质精神资料的总称。经济发展，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须臾不可分离；发展经济，我们每个人都是实践者、参与者、受益者。

　　比如，从生产角度看，它提供了众多就业岗位，让我们端上了谋生的饭碗。经济形势好，就业岗位自然就多；经济形势不好，就业就会面临更多竞争和压力，“内卷”现象就会更严重。

　　又如，从消费角度看，它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基础。我们日常的“吃、穿、住、行”，哪一样离得开经济这个根本？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了，人们才能吃得更健康、穿得更舒适、住得更温馨、行得更便捷。

　　再如，从分配角度看，经济搞上去了，企业有了更多盈余，地方政府有了更大财力，我们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才有更多的支撑和保障，工资收入等各方面待遇，也才有水涨船高的可能。

　　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乃民生之本。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明年经济工作的大政方针已定，“拼经济”正当其时。让我们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实打实的举措有效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从容应对风险挑战，努力推动明年经济运行总体回升、迎来崭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