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矛   

　　前段时间，看央视播出的四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对其中几起“一把手”独断专行而酿成恶果的案件印象深刻，也对如何防止“一把手”任性用权有了一点思考。

　　海南省三亚市凤凰岛二期工程，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危害，该市海洋部门和分管副市长提出不同意见，时任市长王勇却执意上马建设。2017年至2020年7月，中央环保督察组4次要求该工程整改拆除、修复生态。但是，时任三亚市委书记的童道驰明拖暗顶，不予整改。童道驰和王勇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并且与相关企业存在利益勾连，因而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目前，凤凰岛二期违建项目虽然已经全部拆除，恢复原貌，但已造成重大损失。

　　龚武生曾任湖南省娄底市委书记，他与前任李荐国一样，用“一把手”的权力强行干预重点工程项目。2013年，沪昆高铁娄底南站枢纽一体化项目公开投标，龚武生向主管项目的万宝新区主要领导打招呼，希望能让关系人陈爱民的公司中标。万宝新区的领导感到这个项目责任重大，并未按照龚武生的意图去干预招投标。龚武生不甘，利用职权将有关文件扣押两个月不予签批，直至达到目的。

　　“为留名无视民生问题，这个县委书记狠砸6.8亿元兴建进士园”，江西省吉水县委原书记袁守旺的案件让人触目惊心。2016年，他提出要高标准修建“中国进士文化园”，对此，当时吉水县班子成员都不赞成，认为这个项目投资过大，钱应该投向那些群众期盼的民生项目。袁守旺无视班子成员意见，不顾客观实际，一意孤行。2020年9月进士园开园后，游客寥寥无几，常年亏损，群众提起来就骂。

　　这三个案例说明，有的领导干部早已成为利益集团的代理人、代言人，或者因扭曲的“政绩观”作祟，热衷于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在于，只要“一把手”拍板定音，再荒唐的闹剧往往也能敲锣开演，班子成员明确反对、群众怨声载道，也无济于事。纠正“一把手”的错误，最终起作用的，还是上级组织的监督，只是上级监督往往是事后监督，为时已晚。

　　监督难，监督领导更难，监督“一把手”难乎其难。毋庸讳言，“一把手”是否接受监督，往往取决于其自觉性，制度反倒经常“被架空”。像童道驰、龚武生、袁守旺等“一把手”，对同级监督、群众监督根本不放在眼里。制度执行不到位、缺乏刚性约束力，无疑是重要原因。有的“一把手”大搞“一言堂”，成为“一霸手”，议事决策时，敢于发声、据理反对的干部，容易被说成“搞摩擦，人品不好”，往往处境不妙；而那些明哲保身、处事圆滑的人，反倒“吃得开”。

　　《党章》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这里的“个人”“少数”，当然也包括“一把手”。规定是清楚的，关键在于理解和遵守。童道驰、龚武生、袁守旺等人，如果懂得怎么正确“拍板”和“服从”，不至于有如此结局。

　　“一把手”任性用权危害甚烈。加强对“一把手”用权的约束，须提高监督的有效性和及时性。笔者认为，对“一把手”的监督必须关口前移，对其任性用权行为应建立一种熔断机制——“乱拍板”一露头，就遭遇“急刹车”，无法横冲直撞；“瞎指挥”一抬手，就到处“碰钉子”，只能严守规则。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其中强调，要统筹推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程序契合、工作融合，搭建监督平台，织密监督网络。这就要求上级组织监督与同级组织监督、群众监督必须紧密结合起来，织成严密的监督网。党员干部人人有报告的义务，上级党委组织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和巡视机构，对下属单位“一把手”任性用权问题，要有明确的受理程序，让监督更具有敏感性、主动性和实效性，使党员干部少犯错误，国家和人民利益少受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