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　明

　　取舍取舍，取是本能，与生俱来，无师自通，人人都会，没啥稀奇。舍就不同了，并非人人懂得，或者虽然懂得却做不到，实际上还是不懂。懂得舍，是一种修养、一种智慧、一种境界。

　　如何取舍，党员领导干部比之于普通百姓，难度更大。因为自己手中有权力、有资源，面对金钱美色诱惑，遭遇四面八方“围猎”，往往容易慌了心神、乱了方寸，本能和欲望肆意膨胀，初心和宗旨被抛于脑后。于是，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苦口婆心，却总有那么一些人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油盐不进，重取轻舍、绞尽脑汁、费尽心机，甚至在本能之“道”上超速行驶，一味索取，弄得车翻人伤甚至车毁人亡，令人扼腕叹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为党员干部如何对待公与私、权与利、取与舍，指明了方向、划定了红线、提供了遵循。

　　令人欣慰的是，有一批领导干部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在取舍之道上“逆向发力”，取之有道，舍之有道，为全党注入了清风，为自身赢得了口碑，为社会树立了标杆。

　　先说远的。“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这样说：做官就要做个“焦官”（湖南方言，指穷官）。“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一件衣服、一双鞋子，谢老一穿就是十几年。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组织上给他买了一双皮鞋，用于公务活动。离开时，他把这双皮鞋擦得锃亮，交还给组织。谢老家中人多，孩子们吵嚷着要换房子，他说：有的人一家子住在一间房里，我们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一些亲戚要他找工作，他明确表示，“不要认为地位高的人可以说情，这是旧社会的习气，早已经不作兴了，我绝不替人做这些事”。

　　再说近的。中组部的《组工通讯》，曾经刊发宁波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颜志定的先进事迹。颜志定不但做到了不能要的坚决不要，一些可以要的他也不要。这很不简单、很了不起。他一家五口长期挤在一间18平方米的老式板房里，几次分房都让给了别人，直到临近退休，才搬进了一套60平方米的小两居房子，一住就是30多年。按照标准，组织上曾经多次想给他换大一些的房子，都被他婉言谢绝。“文革”前，颜志定曾在一个部门主持户口迁移工作。组织上考虑他身体不好，家庭生活困难，多次动员他把妻子的户口从农村迁过来，他都以“自己家的困难自己能克服”为由谢绝了。有一次，同事瞒着他，为他身体不好的大儿子办了招工进城手续，他知道后，硬是让儿子把报到证退了回去。他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他把“清廉”和“律己”做到了极致。

　　纵观古今，宁波历朝历代涌现不少清官廉吏和英才贤士，是本乡本土的榜样。

　　几年前，宁波市纪委曾编制出版了一套《皓品清风——宁波勤廉故事》。这套丛书的书名取得好，身上有“品”，方能令人敬仰，“清风”汇聚，才能净化生态。“勤”“廉”并重，既要干事，也要干净。其中，《现代篇》记述了29位宁波人。比如毛主席的弟媳妇朱旦华（曾名姚秀霞，江北庄桥人），学生时期追求革命，延安时期入党，晚年在江西工作。2005年，江西省委为了照顾老干部，陆续修建了一片副省级以上老干部住房，朱旦华明确表示不要，同时提出，“我在银行里还有点存款，等我死后，全部交公”。“文革”之前的宁波地委书记阎世印，一直保持延安时期的艰苦朴素作风，严以自律，生活俭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风雨无阻；出生于富绅之家的翁文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三立遗嘱把他的全部书籍、财产和存款上缴国家；著名历史学家胡家骅，对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兼卧室十分知足，将可观的稿费收入悉数捐赠；连环画大师贺友直，一幅作品就能卖出几十万元，但笔耕不辍不为稻粱谋，一直居住在三十平方米的陋室而自得其乐，等等。

　　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如此浩瀚高远。这些先贤超越本能，节制欲望，在取舍上“逆向发力”的事例，让人感悟，给人启迪：一，不该取的坚决不取，这是底线；该取的也不一定全取，这是境界。二，好口碑是“金不换”，马斯洛需求理论“金字塔”的塔尖，始终召唤着芸芸众生中的佼佼者。算错账是“蠢得死”，一念之差，就可能成了法纪账、良心账、经济账、自由账、健康账、亲情账的最大输家。三，对物质世界的追求是无限的，追求得越厉害，越是险情重重、危机不断。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也是无限的，越是潜心追求，越是风光旖旎、令人沉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