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朗

　　今年1月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19.7万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78.5万人次，占总人次的65.5%，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32.1万人次，占26.9%，体现出日常监督、关口前移、教育警醒的功效。但在一些地方，仍存在重“执纪”轻“监督”等现象，对运用第一、第二种形态不积极主动，未形成常态化，往往“一谈了之”“一函了之”，跟踪管理和监督检查偏少。

　　想起扁鹊的故事。扁鹊生于行医世家，三兄弟都是学医的。有一次，扁鹊为魏文王治好病后，魏文王问，扁鹊兄弟三人谁的医术高？扁鹊说，大哥最高，二哥次之，他最差。扁鹊认为，大哥能诊断隐患，病情发作前便铲除了病根，其高明鲜为人知；二哥在患者病发初始便治好，人们以为他只能治小病；而他自己治疗的患者是重症，只好下猛药、动大手术，人们就误以为他的医术最高。果真如此吗？扁鹊曾在一个半月内四见蔡桓公，头三次，他发现桓公的小病从肌肤发展到肌肉里、肠胃中，主动要求治疗，均被拒绝；第四次，扁鹊见了蔡桓公，扭头就跑，蔡桓公派人问原因，扁鹊说，先前蔡桓公的病由轻变重，他还能治疗，如今病入骨髓，已无药可治了。五天后，“桓侯遂死”。可见，扁鹊也具备两位哥哥的本事，对未病、小病也能明察秋毫。这对今天加强廉政建设有启迪意义。

　　被监督对象切莫讳疾忌医。良医善治未病、小病，但难在有不少蔡桓公那样自以为是的患者，他们讳疾忌医，把小病拖成大病，最终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现实中，党组织一旦发现存在廉政风险点，就会警示党员干部知边界、明底线，防患于未然；对发于初始的苗头问题，也会“大喝一声”“猛击一掌”，及时处理，将违纪违法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但是，对于“未病”，有的党员干部缺乏危机意识，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觉得提醒与批评是“多此一举”“没事找事”“无限上纲”，拒绝接受。事实上，党员干部“破法”必先“破纪”，比如一顿饭、一包烟之类，事情虽小，却违反了党规政纪，种下腐败种子。组织上及早发现、及时处理，则能有效阻断违纪进程。对此，党员干部应有闻过则喜的胸怀，虚心接受、坚决改正，决不能因事情细微而忽视，产生抵触情绪，觉得是组织在“找別扭”，更不能文过饰非，我行我素，成为装睡叫不醒的人，使小过小错向第三、第四种形态滑落。

　　纪检监察部门应精准把握政策策略。医生的首要职责是诊治疾病，必须具备高尚医德和高超医术，准确诊断疾病，并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庸医往往贻误治疗，加重病情。

　　纪检监察部门应转变观念，牢牢把握首要职责，责任向监督压实，力量向监督倾斜，把落实第一、第二种形态作为一项常态性工作，紧盯初始违纪行为，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纪检监察人员不仅要敢于较真、敢于担当，而且应转变作风、改进方法，切忌以“监督干部的干部”自居，盛气凌人；力求实事求是、科学精准，不搞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认定事实、作出结论，不夸大、不缩小，罚当其过，经得起时间、历史的考验，以公平公正让干部心服口服。

　　各级党委应建立科学的廉政建设评价机制。医生治病，需针对患者病情，对症下药、精准施治。扁鹊三兄弟各有所长，有的能刮骨疗毒、去腐生肌，有的能见微知著，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满足不同病患需求。但扁鹊名垂青史，而两个哥哥默默无闻，这是不公正的。

　　诚如“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所说，“管理良好的工厂，总是单调乏味的，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事件发生”。管党治党也是如此，必须充分发挥“四种形态”作用，对于积重难返的腐败问题，应大刀阔斧、重拳出击，减小大案要案的危害。但是，并非只有完成“激动人心的事件”才算“硬仗”“胜仗”。大批“无名英雄”坚持不懈强化监督职能，运用第一、第二种形态，对基数大、类型多的问题，着眼标本兼治，发挥教育警醒、惩戒挽救、惩治震慑等作用，无疑是廉政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若认为这些工作“看不见”“摸不着”，便忽略他们的存在，也是不公正的。

　　必须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廉政建设评价机制，鼓励那些兢兢业业、踏实工作的同志。因为，只有未雨绸缪、治早治小，才能将导致腐败的风险消弭于萌芽状态，才更有利于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