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浩声

　　上周五，“明州论坛”刊发《就是要反对做“过头事”》一文，读后深以为然。受之启发，想到了一个延伸开来的话题——“过头事”与“过头话”。

　　之所以想谈这个话题，是因为做事与说话，是人的两大基本功能。“过头事”与“过头话”，一个表现在“嘴”上，一个反映在行动上，但它们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有的时候，两者就如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要把它们拆散，并不容易。

　　一般情况下，说“过头话”的人，容易做“过头事”；做“过头事”的人，也喜欢说“过头话”。有的“过头话”，是“过头事”的宣言和告白；有的“过头事”，是“过头话”的延续与兑现。“过头话”，可以为“过头事”“鸣锣开道”；“过头事”，可以为“过头话”找到“实践样本”。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有一个“度”的概念，强调做事情，要把握好相应的度，不能不及度，也不能过度。否则，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过头事”与“过头话”，从本质看，核心都在“过头”上。就是说，做的事、说的话，超出了合理的范畴，并由此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影响与后果。“过头”，就是过度了。

　　其实，国人是崇尚中庸之道的。很多人从小接受的教育，不乏“说话忌满”“做事要有分寸，要留有余地”之类的告诫。但不得不说，我们在生活中，会经常遇到“过头事”，听到“过头话”。《就是要反对“过头事”》一文列举的，是中纪委通报的三个典型个案。事实上，类似现象，可谓多如牛毛，比比皆是。

　　“过头事”与“过头话”大行其道，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景观”，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有个性问题，也有共性问题。主观与个性方面，属于个体性问题，这里暂且不谈。

　　从客观因素看，外部不良生态的影响，恐怕是个重点。比如，“文革”的时候，有些同志喜欢上纲上线，把群众内部的矛盾，视作阶段斗争矛盾和敌我矛盾，动辄给人扣上“大逆不道”的帽子，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教训极其惨痛。这是特定环境下，人性扭曲所致。

　　现在，有很多的“过头事”与“过头话”，则是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导致的。有的问题，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头。比如，媒体经常曝光，有些基层一线干部，有填不完的表、加不完的群、下不完的App。忙而无效，劳而无功，看起来确实“过”了，可基层同志也有自己的苦衷：不少“过头事”，其实是上面的“过头话”给逼的。

　　喜欢做“过头事”、说“过头话”的人，有一种不太好的“秉性”，就是“势利眼”，对上一副面孔，对下另一副面孔。在上级、地位比自己高者面前，他们的态度是谦恭的、得体的，让人赏心悦目；对办事分寸的拿捏，自然也是得当的，绝不会有“过头”之忧。但到了下级、地位比自己低者面前，则是另一番景象。

　　当然，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过”，也要看是“有心之过”还是“无心之过”，不能一概而论。对于“有心之过”，应及时地把它纳入党纪党规约束调整的框框，该约谈的就约谈，该组织处理的就组织处理。做事“过了头”，受到“追过”“记过”，才能促使当事者更好地“悔过”“改过”。对于“无心之过”，则应多一些宽容和包容，可以用善意的提醒和劝诫，给当事人以调整改进的机会。

　　西方有位哲人说过，“如果你能把自己训练得更加客观，那么你在考虑事情的时候，就能够超越那些比你聪明得多的人”。说实话，做到这一点，是比较难的。但越如此，越需要我们加强自我反省，通过勤于修身，增强党性锻炼，使自己变得更加客观，说话、做事更加有分寸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