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其洋

　　上周，中央层面通报了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典型问题。其中一起是，2022年，国家管网集团总部（含部门单位）要求下属企业参加会议800余次，平均每个工作日超过3次。

　　“一日三会”，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哪还有时间做正事？这让人不由得想到一个问题：摊上这样的上级部门，下属企业敢说“不”吗？答案当然是“不敢”；也不由得想到一句话：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一些主管部门到企业检查指导、考察调研、参观交流次数太多，让企业深受其扰，烦不胜烦。为优化营商环境，“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已成各地奉行的一大准则。

　　说“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有些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非要检查、调研某家企业，让企业赞助出钱，企业怕是不得不照办。原因就是，企业怕打击报复，只能默然接受，或者花钱求太平。就像中央层面的这次通报，2016年至2023年，江苏扬中市未履行报批程序，共举办7届河豚节，花费8400万余元，都是靠向所属部门摊派，向民营企业、商业银行等单位及个人拉赞助，由承办河豚节的国有企业垫资弄来的。

　　同样的道理，上级部门“一天三会”、考核要求一大堆，基层也是不敢拒绝的。原因就在于，考核是上级的法宝，考核分是基层的命根。这次中央层面的通报说，2023年，吉林长春市教育局在不具备创建示范活动开展权限的情况下，开展“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工作，并将上级单位“两年一创建”的频次加码为“一年一创建”，将上级单位下发的98项评价指标层层分解为179项打分标准，导致有的申报学校准备了约1000项评审材料。面对“顶头上司”的违规考核，学校和校长哪有拒绝的胆量？

　　这样说来，宣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依然是“上级视角”“自我视角”——我可以无事不扰，也可以“无事照扰”，企业和基层还是没啥话语权和主动权，不敢说“无事不许扰”。这恐怕正是一些地方检查、调研等泛滥成灾，基层陷入“考核异化”之类形式主义泥潭而无法自拔的重要原因。

　　我们常说，有些检查调研是必要的，有些会是必须开的，但很少认真地讨论和总结一下，哪些检查调研是毫无必要的，是骚扰企业和折腾基层的，哪些会议只是念念稿子、走走过场、做做样子的，也很少赋予企业和基层对骚扰行为、形式主义说“不”的权利。试想，如果我们既对主管部门、上级部门有“无事不扰”的要求，也让企业和基层有“无事不许扰”的权利，情况肯定会大不一样。

　　今年以来，不少地方出台了直指形式主义“靶座”的举措。2月份，海南省开通涉企活动统筹监测系统，通过“预约制”组织和协调调研，让企业有了对过度调研说“不”的底气。5月份，新疆阿克苏地区公布为基层减负“九要九不准”。6月份，广东省制定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负面清单》，用12个方面的78条负面清单预防形式主义。7月份，浙江省审核确定2024年中小学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明确从2025年起，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于每年春季学期开学前公布……对这类禁止性、限制性的规定，叫好之余，还应该追问一句：企业和基层说出“无事不许扰”之后，如果平安无事还好，倘若因此受到无理对待、冷落刁难、打击报复，该怎么办才好呢？

　　主管部门对企业“无事也扰”，还是因为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边界和规则不够清晰明确，监管权用起来随意性太大，“暗箱操作”太多，“管得住”与“放得活”的关系处理不当。上级部门对基层干部政绩的考核权和评价权过大，有的甚至能“一票否决”，基层对应接不暇、设计繁琐的各种考核只得“唯命是听”。

　　让企业和基层敢说“无事不许扰”，就需不断提升法治化水平，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依法压缩主管部门和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让所有企业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中自由竞争；就要让群众对基层干部的考核评价有更多的发言权、决定权，让基层干部只能把精力主要花在为群众办实事上，而不是被杂七杂八的考核指标逼得只能“眼睛朝上”，在“考核焦虑”中疲于奔命甚至不得不“以形式主义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