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江

　　2024年以来，有关部门持续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行为，各地出台“进校园事项白名单”等多项举措。基层教师普遍反映，减负成效明显。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以落实社会责任为名，一些不必要的非教学事务通过“临时性任务”“分支考核”等方式进入校园，给教师在繁重的教学工作外又找了一份“免费兼职”（2月19日《半月谈》官微）。

　　这些考核事项之所以称“隐”，是因为它们不像明文规定的任务那样显而易见，而是以更加隐蔽、灵活的方式出现。它们通常以“社会责任”为幌子，巧妙地绕过了“白名单”的约束，导致教师负担增加、好政策被架空。

　　“隐性考核”的出现，本质上是行政压力向校园的转嫁。一些部门为完成考核指标，将社会治理的难题简化为“学校配合”，甚至将公共安全、政策宣传等职责与教育责任强行捆绑。比如，要求教师追踪学生假期安全、督促学校附近电动车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这类任务已经超出教师能力范围。

　　尽管教育部门多次强调“严把入口关”，但在实际执行中，地方中心工作的优先级往往高于教育规律。一纸文件便可绕过教育系统的意见，直接向学校摊派任务，教师则是最终的责任兜底者。这种“权责错配”，不仅削弱了教育自主性，更让减负政策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境。

　　整治“隐性考核”问题，首先须厘清责任的归属。任何事务进入校园前，都应经过必要性评估，并遵循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若交通安全宣传确需学校配合，也应由交管部门牵头并落实，而非将压力转嫁给教师；若假期安全监管必不可少，则应通过社区、家庭与社会机构协同完成，而非让教师24小时待命。学校不是“无限责任公司”，社会问题的解决不能依赖教师的“无私奉献”。

　　技术赋能或许是减轻教师负担的可行路径。当前，许多重复性工作仍依赖人工填报，例如学生信息统计、安全打卡等，占用了教师大量时间。若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与自动归集，或利用AI工具简化流程，便能将教师从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技术手段的运用需以尊重教育规律为前提，最终让技术成为提升效率的助手，而不是新负担。

　　从长远来看，优化学校和教师的考核体系是关键。相关部门应遵循教育规律，制定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指令和非教学任务。在制定考核目标时，充分听取基层学校和教育部门的意见，使考核更贴合实际教学情况。此外，在督导、检查和评比过程中，应注重实际效果，而非仅仅关注材料留痕，切实为教师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教育的主业是育人，教师的核心职责是教学。给教师减负不该这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