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文华

　　昨天，《宁波日报》时评版刊发了一则评论，题为《以长期主义做“难而正确的事”》，读完之后深有同感。确实，不管是为人处事，还是从政入仕，抑或科研创造，都要树牢并践行以长期主义做“难而正确的事”的理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突破惯性思维、对抗短期诱惑，多做抓基层、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

　　在当今社会快速变化的时代，“难而正确的事”这一说法被频繁提及。那么，究竟什么是“难而正确的事”？为何“难而正确的事”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答案或许并不复杂，但践行起来需要超越短视的勇气、突破惯性的定力，以及对本质规律的深刻洞察。

　　“难而正确的事”，是遵循规律的深耕。正确的事之所以正确，核心在于它扎根于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科技创新若只顾抄袭模仿，生态治理若只做表面绿化，制度改革若回避深层矛盾，看似省时省力，实则如同在沙滩上建高楼——根基不稳，终有一日会轰然倒塌。杭州为何能从人工智能浪潮中崛起“六小龙”？正是因为这座城市愿意放弃“短平快”的捷径，用十年时间培育原创技术生态。试问，若所有人只想走“抄近道”的轻松路，那些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技术突破从何而来？所谓“正确”，不是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对客观规律的敬畏与遵循。正如农民深谙春种秋收的自然法则，真正的进步者从不会用揠苗助长的方式追求虚假繁荣。

　　“难而正确的事”，是对抗短视的抉择。‌人性天生趋易避难，社会发展却常常需要逆流而上。官员若只追求任内“立竿见影”的政绩，谁会去培育二十年才能结果的科研种子？企业若沉迷于财务报表的短期增长，谁愿持续投入底层技术的研发攻坚？这种选择困境在芯片领域尤为明显：舜宇光学从手机镜头转型车载光学，经历三年市场空窗期；宁波集成电路产业平台顶着“投入大见效慢”的压力，默默搭建起芯片设计公共服务体系。这些“逆流而上”的决策，本质上是在与人性弱点较量，要求决策者放下“功成必须在我”的执念，超越“风口套利”的投机心态，抵制即时满足的诱惑。

　　“难而正确的事”，是重构系统的坚守。‌当我们谈论长期主义时，往往忽略了它需要系统性支撑。为什么有些战略规划总是“新官不理旧账”？为什么创新生态中常见“不敢试错”的保守心态？问题的症结在于，“难而正确的事”不仅需要个人觉悟，更需要制度护航。在这方面，宁波的实践给出了启示：通过立法将智能制造推进纳入政府中长期规划，避免因领导更替中断转型进程；设立全国首个“制造业创新风险池”，允许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试错；培育出永新光学、江丰电子等三代技术人接力的企业典范。这种系统化支撑，就像潮汐发电站，将短期波动转化为持续动能。

　　在宁波这片土地上，“难而正确”的基因早已融入城市发展：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传承，到包玉刚捐建宁波大学的百年树人之举；从横坎头村二十年如一日守护红色遗址，到如今甬江实验室建设瞄准基础科研突破……这些选择或许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在为城市积淀独特竞争力。

　　回望历史长河，真正的进步从来不是投机取巧的产物。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像宁波帮商人“积跬步以至千里”的低调务实，是像越窑青瓷“九秋风露越窑开”的智慧沉淀。当我们以长期主义做“难而正确的事”，放下对“捷径”的迷恋，或许会发现——那些看似艰难的选择，正是通向未来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