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顺

　　据澎湃新闻报道，2023年12月，甘肃宁县男子邓建国因作为学生家长，在网上质疑校服质量问题，在校服厂商报案后，被宁县公安局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7天。庆阳中院2024年二审认定该处罚程序违法、证据不足，判决警方赔偿3237.08元。该事件导致邓建国家庭破裂（2024年1月离婚）、失业并患抑郁症。另据《现代快报》报道，目前宁县已成立专班重新调查，结果将向社会公开。（8月13日《九派新闻》）

　　上述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公权力与公民权之间的致命错位——法律本应成为弱者的盾牌，现实中却屡屡化作强者的利刃。

　　邓建国的遭遇像一面棱镜，折射出基层治理的多重病灶：他质疑校服含甲醛时，检测报告证明其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他拍摄视频维权时，点击量证明公众对教育腐败的深恶痛绝；他提起行政诉讼时，终审判决证明警方行为的违法性。然而这些事实链条，在权力傲慢面前悉数失效——厂商报案后警方当日迅速出动，但针对校服质量问题的整改通知三个月后才发出；法院终审认定程序违法，但办案人员至今未被追责；国家赔偿支付了7天自由的代价，却无人补偿破碎的婚姻、崩塌的事业和终生难愈的心理创伤。这种选择性执法的背后，藏着比校服黑幕更可怕的潜规则：监督权是权力机关恩赐的、可随时收回的临时通行证

　　当举报者反成阶下囚，当质检报告沦为废纸，当法律程序变成走过场，我们不得不追问：究竟是什么让基层执法者敢于如此肆意妄为？是考核指标下“维稳”思维的异化，让任何质疑都被视为秩序威胁？还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幽灵，让企业与权力结成利益同盟？抑或是问责机制形同虚设，让违法成本远低于守纪成本？甚至是这些病灶交织成网？不厘清这些问题，那么像邓建国们，胜诉后拿到的最多不过是一纸“迟到的正义”。

　　要打破这种循环，仅靠个案纠错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更锋利的制度手术刀：当警方作出拘留决定时，必须同步启动检察监督程序；当企业举报维权者时，应当倒查其是否存在诬告陷害；当判决确认执法违法时，必须对具体责任人作出纪律处分。更重要的是重塑权力认知——质疑公共事务的公民，不是秩序的破坏者，恰恰是法治最忠诚的守望者。就像校服质量争议本可通过公开检测、听证辩论来解决，却因权力的粗暴介入，最终演变成三个输家的残局：家长输掉人生，企业输掉信誉，法治输掉尊严。

　　3237.08元的国家赔偿买不回7天自由，更赎不回公众对法治的信仰——这份信仰的重建，需要每一次执法都在阳光下运行，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良知的拷问，每一句质疑都能获得法律平等的倾听。唯其如此，方可避免类似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