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其洋

　　1935年9月17日，南开大学新学年“始业式”上，校长张伯苓发出“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爱国三问”，放在国家和平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今天，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能明确而响亮地回答。但在90年前，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神州陆沉、山河破碎之际，不少人对能不能战胜侵略者心怀迷茫甚至全无信心，“亡国论”甚嚣尘上，妥协投降的阴云笼罩。那时候，如果拿“爱国三问”问某些人，他们可能不愿、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谈不上爱国，愿意中国好更是一句空话。

　　抗战终于胜利了，回望那段历史，我们应该铭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唤醒和激起人民的爱国热情，形成“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的抗战格局，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终只能宣布无条件投降。

　　近代中国，由于统治者腐败无能，国家软弱涣散，备受外敌侵略和欺侮。它导致的不仅仅是丧权辱国，更可怕的是，统治阶层、达官贵人，一心想的不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是如何加官晋爵、占金贪银、封妻荫子；与人民不是心往一处使、劲往一处使，而是变着花样愚弄人民、欺压人民、剥夺人民。正是这样，人民才与统治者一天天离心离德，也慢慢丢掉了精气神，成了“一盘散沙”，被讥为“东亚病夫”。当年的日本侵略者，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自恃强大，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不少中国人也真的被吓破了胆，张伯苓也才会有那哀痛而深沉的“爱国三问”。

　　事实证明，人民还是那些人民，可人民一旦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就会爆发出比钢铁还硬还强的力量，虽经日本侵略者残暴蹂躏，却能越战越勇，必胜信心越坚定。可以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军民团结如一人，才让日本侵略者亡我之心成了泡影。

　　想问一句：中国人民从一盘散沙到聚沙成塔，从危如累卵到建起钢铁长城，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拼到底，如此让世人震惊的转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或者说，中国共产党能够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形成“工农兵学商勠力同心，男女老幼尽数发动”的抗战洪流，究竟做对了什么？我读到的三个抗战故事，应该能够给出答案。

　　1940年夏，面对日寇“囚笼政策”的铁链紧逼，中华民族面临“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百团大战。破袭正太铁路、攻克娘子关、激战关家垴……八路军第129师新编第十旅旅长范子侠振臂怒吼：“我前进，你们跟着我；我停止，你们推动我；我后退，你们枪毙我！”

　　1942年，日寇“扫荡”，又逢大旱，很多百姓以树叶充饥。为此，晋察冀军区发布了一道独特的命令——“树叶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必须到15里以外采摘树叶，村庄附近的树叶要留给群众吃。

　　1943年7月，八路军太行二分区三十团政委马定夫率领三连战士，为掩护一千余名群众和抢收的粮食安全转移，与数倍于己方的敌人浴血鏖战。12条年轻的生命，永远地融入了那片热土。

　　中国人民历来爱家爱国，敢于反抗侵略。但人民是一块值得依赖的钢铁，还是一盘聚不起来的散沙，上面三个例子足够说明区别何在。

　　中国共产党能够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根本在于一切为了人民。正因如此，共产党的干部在行军打仗时，喊的不是“给我冲，后退就枪毙你”，而是“我后退，你们枪毙我”；在艰难困苦时，想的不是先占先用，而是把便利留给群众，苦难自己扛着；在生死抉择时，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人民。也正因如此，人民才相信共产党，愿意跟着共产党，不但没被凶残狠毒的侵略者吓倒、打垮，反而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国人民的精神，也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复苏、迸发和凝粹，熔铸成深沉炽热的家国情怀。

　　现在，我们常常讲，当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是“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有人简而论之，“延安作风”就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西安作风”则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其本质区别在于，一个是真心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个只是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自利自肥。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抗战胜利16年后，毛主席对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说，“战争年代，是我们离不开群众。离开了群众，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和平年代，党员干部几乎没了生死考验，但能不能做到时时不忘、事事践行“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一直且永远是必须郑重思考和对待的头等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