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羽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近日，湖南落马官员邓某金的庭审细节引发关注。在这名曾主政多县区、荣获一等功干部的受贿案审理过程中，辩护人试图以“过往优秀”为由请求对其从轻处罚，被法院明确驳回——过往工作表现，不属于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这一判决，不仅是一次清晰的司法裁量，更是一次法治立场的宣示：功过不能混淆，“一等功”不是“免罪牌”。在法律的天平上，罪与功从无抵消之理。

　　功过分明，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准则。传统观念中的“将功补过”，往往暗含人治色彩与恩赦逻辑，已不适应现代法治精神。现代法治强调“罪刑法定”与“人人平等”：过往功绩，属于履职期间对公共事务的贡献，是历史评价的范畴；而贪腐犯罪，是当下对法律义务的背弃、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必须依现行法律予以处罚。二者性质不同、评价体系各异，若允许以功抵罪，无异于为特权开口子——法律一旦因“功劳”而打折扣，其权威与公正便不复存在。正如邓某金案所揭示，即便曾获一等功，也无法掩盖其在2012年至2023年间利用职权受贿的事实。法院驳回其辩护请求，正是对“赏罚分明”法治原则的坚定捍卫。

　　功臣光环，有时反而成为一些干部堕落的“心理陷阱”。梳理不少落马官员的蜕变轨迹，不难发现一种危险心态：他们把荣誉视为“政治资本”或“道德信用卡”，潜意识里认为“昔日有功，今日犯错可谅”。这种认知，恰是邓某金从荣誉加身到身陷囹圄的重要原因——他误把过往荣光当作突破廉洁底线的“护身符”，最终在贪欲中越陷越深。

　　允许以功抵罪，将动摇社会公平的根基。从社会影响看，如果司法认可“功可抵过”，可能引发多重危害：一方面，公众可能对法律公正产生怀疑，认为“荣誉大于规则”，进而削弱对法治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可能助长部分公职人员的侥幸心理，从而放松自我约束，加剧腐败风险。

　　荣誉是对过去的肯定，不是未来的“丹书铁券”；权力来自人民，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任何逾越都必将付出代价。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唯有不断扎紧制度笼子、强化权力监督，让“功过不能相抵”成为社会共识，才能进一步筑牢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