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章就该明明白白朗朗上口

　　——说说黄明朗的时评

　　陈鸣达

　　黄明朗，笔名鹿山，是《宁波日报》时评版的重要作者之一。近半个世纪来，他笔耕不辍，写作了近800篇时评，百余万字。作为一名业余作者，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时评是报纸的窗口、舆论的导向。独特的思维、鲜明的观点，是时评的特色。人云亦云，老生常谈的时评，淡而无味，读者是不买账的。好的时评应该是：言他人所未言，有新意，有独特见解；言他人所反言，对一般人普遍认可的一些事情，提出言之有理的相反看法；言他人所未尽之言，在他人已言的基础上，换一个角度或深一个层次讲。

　　黄明朗的不少时评，就具有上述特征。

　　如《1/3+1/3+1/3=3？》，说的不是小学生算术题算错了，而是讲有的地方，一件事重复做，变成了三件事，一份功劳成了三份功劳，对那些追求虚假政绩的形式主义无情鞭挞。当年《人民日报》以《市长撵记者》为题，表扬某市市长在会议期间赶走记者不让报道。黄明朗反其道，写就《撵总不是办法》提出，应该“放手让记者按新闻规律处理会议新闻，报不报、怎么报，让新闻单位决定”；并进一步指出：“会议报道多，说到底还是因为会议多，领导者功夫应下在缩减不必要的会议上，这才是减少会议报道的根本办法。”他的勇气和独到见解得到评论专家和读者的肯定，获宁波日报征文一等奖。

　　“人逢喜事精神爽，酒逢知已千杯少”是千年古语，黄明朗的《官场酒局，酒逢千杯知己少》，说的是官场酒局上你来我往的碰杯中，少有什么知己，多的是动机不纯洁、情感不真挚、志趣不高尚的相互利用之徒。“酒局的背后是权力、利益、陷阱，不怀好意和居心叵测”。

　　对贪官污吏的抨击时评文章数不胜数。黃明朗的《贪官多“色”与“色官”多贪》一文颇有新意，把贪与色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写道，官员的俸禄虽足以养家糊口，但贪求色欲就会囊中羞涩，因此，以权谋钱便是必然结果。

　　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身为教师的范美忠在地震发生时丢下学生仓惶逃跑，引起公愤，人称“范跑跑”。范不思悔过，还强词夺理，为自己的丑行百般辩解。黄明朗拍案而起，撰写《十问范美忠》发表在《宁波日报》，对范美忠进行灵魂拷问，相比众多评说范某的文章又进了一步。

　　如果说，思想观点是时评的灵魂和骨架，那么，语言表达就是时评的血肉和肌肤。好时评一定是浅显明白、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尤其是报纸的时评，广大读者文化差异大，关注点各不同，对那些居高临下、空洞无物的说教式时评，概念堆砌、大话连篇或云遮雾罩，貌似深奥而不知所云的文章，他们是厌烦和反感的。苏东坡在《答谢民师书》中曾就如何作文说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意思是写文章没有固定的格式、模板，如同自然界的行云流水，从心底流出，不说不少一字，说了不多一字，不做作，不硬造。黄明朗在时评的语言表达上是下了功夫的，语言通俗浅显，言必由衷，说心里话，说读者听得懂的话。如《当心秘书，秘书当心》一文，指出领导者切不可因过往甚密而放松对秘书的要求，忽视、原谅以至放纵他们的缺点、错误，更不能支使秘书去说他们想说又不便说的话，去做他们想做又不敢做的事；作为秘书要自尊自重，找准自己位置，不能成为领导的附庸，更不能打着领导旗号办坏事。把领导与秘书的关系，讲得很透彻。

　　黄明朗之所以能在时评写作上取得成就，缘于他的谦虚、好学与勤奋。黃明朗出身农家，投身军营，转业后从普通办事员到市局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着纯朴、正直、谦和的本色，始终胸怀着关注社会、为民执言的责任。毛泽东同志是思想家，也是写时评的高手。黄明朗在《向“毛选”四卷学写作》中说到，毛主席的著作字字珠玑，不仅说理透彻，而且语言生动，格调清新，高度凝练，朗朗上口，自己热爱时评写作与学习“毛选”四卷关系密切。黄明朗视宁波资深评论家张登贵为良师益友，称赞他的文章“说理而不说教，平实而不平淡，深刻而不深奥”，故仿而学之。黄明朗的勤奋也是大家公认的，写作时评常常忘了时间，忘了年龄，忘了老之已至。现在，年近八旬了，还不断有新作问世。

　　（作者系宁波市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宁波日报》时评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