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钱 

　　据新华社报道，这些天，一件事引起热议：长沙有个彭某某，市体育局产业处副处长。她把车停进别人花8万元买来的产权车位，一停8天。车位主人闵某凌晨3点回家，发现车位被占，车上没电话号码，物业系统里留的是假号码。打12123，交警发移车短信，凌晨4点，没人到现场也没回复。

　　接下来发生的事，超出了正常人的理解范围：彭某某三次撒谎，先说在外出差（实际在单位上班），又说次日回（实际在家休息）；六轮调解，从物业、社区、派出所、街道平安法制办、司法所，到市体育局、公安分局，最后市里成立多部门联合调查组。一个移车动作就能解决的事，硬生生折腾了十余天。

　　我反复读那份官方通报，有一处细节引人深思。前三次调解，社区出面，彭某某连人影都不见，派父母应付了事。直到第四次，她所在单位市体育局的人来了，她才现身。或许她认为，社区根本无权过问她这个干部的事，社区书记说的话不作数，单位领导来了才算数。简单说，彭某某压根就没有“把社区书记当干部”。再看车位主人闵某，发现车位被占，第一时间找物业，然后是社区民警、社区。他反复说，要彭某某当面道歉，要在社区见证下解决问题。他把社区干部当权威、当公正、当信任。

　　“枫桥经验”的精髓，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换作城市语境，就是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但“不出”是有前提的：社区干部得有权威、被尊重、被信任。如果说话没人听，调解没人来，矛盾只能“出村”“出镇”，一路往上走。“枫桥经验”的本质不是调解技巧，而是一个治理逻辑：把权威和资源下沉到基层，让离矛盾最近的人有权力有能力解决矛盾。如果社区干部只是“传话筒”，这个岗位就废了。社区废了，街道撑不住；街道撑不住，区里市里就得上场。一个车位被占，社区调解三次调不成，派出所、街道一起上，还是不行，最后市体育局、公安分局、联合调查组全部出动。八天，六轮调解，十几个部门参与。这不是“高度重视”，是基层治理的一种无奈。

　　彭某某的行为至少有三重过错。第一是故意侵权。留假电话号码是故意，撒谎是故意，三番五次不参加调解是故意，拒不道歉是故意。这是持续升级的故意侵权。第二是严重损害了干部队伍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第三最具公共意义：浪费了大量公共资源。社区、街道、派出所轮番上阵，加上联合调查组，其间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经费都是损失。

　　三重过错对应双重赔偿。对私，应赔偿因故意侵权给闵某造成的损失。故意侵权严重的可构成刑事犯罪，次之也属治安案件。目前只说“给予补偿”，语焉不详。对公，应追究其浪费公共资源的责任。这个主张早有参照：诉讼费由败诉方承担，法理是“谁制造纠纷，谁为纠纷的解决买单”。

　　更关键的是，追究责任时应将其“不把社区书记当干部”这一情节计算进去。这不是态度问题，而是结构性破坏。当彭某某以干部身份公然藐视社区干部，她破坏的不只是一次调解，而是社区治理的权威。今天社区书记被当众藐视，明天还怎么调解别人的纠纷？这种伤害比一个车位的损失更值得严肃对待。民事纠纷，当事人稍有一点诚意就能解决，却因其藐视社区书记，就让数次调解努力付诸东流，这个人就该承担相应责任。

　　小品《你摊上事了》有句台词：“谁不把村长当干部？”当年范伟的质问逗乐了全国观众。回到现实，如果“不把社区书记当干部”，就不是笑话了，而是信号了。社会最基础的秩序，建立在对基层权威的认可和尊重之上。当人们不再相信社区干部能管住事，矛盾就会像堰塞湖一截截往上漫，把更多公共资源卷进去。彭某某被停职了，纪检监察机关也介入了，但此案真正值得记住的，是这个事实：社区干部若被当众藐视，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就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