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顺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被卷上风口浪尖。起因是她在一档网络谈话节目中，谈及灵活就业群体时称，“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他们不像我们朝九晚五固定上班，虽然我们的工作有五险一金等保障，但那是用时间与自由换来的”……此言一出，质疑声四起。质疑者认为她站着说话不腰疼，“把没有选择说成了自由”，甚至建议她主动去享受一下灵活就业的“福利”。

　　事实上，张丹丹长期深耕零工经济与新就业形态研究，其学术成果始终聚焦基层劳动者权益保障。例如，在北大国发院刊发的《零工就业，如何在灵活与保障之间寻求新平衡》一文中，她针对灵活就业社保难题提出一套极具实操性的改革方案。她提出破除五险一金捆绑缴纳的固有模式，推行弹性参保机制，允许零工根据自身从业需求，自主选择医保、工伤等刚需险种；同时建议放宽高流动就业群体的参保门槛与缴费基数，打通跨区域社保缴费、转移接续通道，切实解决零工群体高频换岗、异地务工带来的社保断档、重复缴费等突出问题。

　　针对外卖骑手这类流动性强、风险较高的典型零工群体，张丹丹还提出差异化社保优化思路。她主张结合从业者收入分层现状，梯度调整社保缴费比例，配套精准扶持补贴，有效降低低收入零工的缴费压力，优先覆盖工伤、医疗等高频风险场景，直击基层零工最迫切的保障短板。一系列务实的研究构想充分说明，在专业研究层面，张丹丹始终清晰认知：灵活就业的核心痛点是制度保障缺失，而非就业自由度不足。

　　既然深耕行业、深谙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困境，为何一句公开发言会引发强烈舆情反弹？核心症结在于，理想化的学术理论模型，无法直接套用在复杂多元的现实就业场景。在纯粹的经济学假设中，稳定就业与灵活就业是双向、自由的职业选择，从业者可自主权衡“自由”与“保障”的利弊取舍。但这套逻辑成立的核心前提，是劳动者拥有平等、充分的就业选择权，而这一前提，在现实中并不成立。

　　当下国内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达3.2亿，庞大群体内部层级分明、境遇悬殊，并非同质化的就业群体。律师、自由创作者等依托专业壁垒从业的自由职业者仅为少数，他们能够自主把控工作节奏、合理规划从业模式，真正享受灵活就业的便利与红利。但绝大多数灵活就业从业者，都是受岗位收缩、技能局限、年龄壁垒等现实因素制约，无法进入正规就业体系，只能依托零散务工维持生计。

　　对海量基层零工而言，就业的“灵活”不是主动选择的职业福利，而是被动妥协的生存常态。他们的收入完全依附市场订单，波动大、稳定性差，医疗、养老、工伤等基础社会保障长期缺位，面对市场波动、疾病意外等风险时，几乎没有抵御能力。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与不确定的从业环境下，片面放大灵活就业的优势、将被动谋生曲解为自主福利，无疑无视群体差异、淡化民生痛感，这也是公众抵触情绪集中爆发的核心原因。

　　可见，这场舆论争议的本质，是学术理论与民生现实的错位。换言之，学术研究立足模型推演、拆解就业利弊无可厚非，但面向公众的公共传播，不能剥离现实语境、忽略群体差异。学者的专业价值，不在于用理想化理论诠释市场规律，而在于依托专业认知补齐制度短板、破解民生难题。一旦脱离现实、以偏概全，专业表达便会失去温度、偏离初衷，与大众真实体感相悖。

　　此次风波，也为学界公共表达敲响警钟。经济学研究绝非冰冷的数据推演与模型构建，最终的落脚点始终是普通人的生计冷暖与劳动尊严。学者既要深耕学术、精进专业，坚守研究的严谨性与专业性，也要扎根基层、平视民生，保有体察大众困境的共情力。在公共舆论场中，专业观点需适配公共语境、贴合现实民生，杜绝机械套用学术逻辑、脱离真实社会图景。

　　灵活就业规模持续扩容，已然成为就业市场新常态，纠结“灵活是否属于福利”并无现实意义。真正值得深耕的课题，是正视3.2亿灵活就业群体的生存困境，持续补齐社保制度短板，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就业形态可以多元灵活，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生活底线绝不能松动。唯有让学术研究扎根民生沃土、公共表达饱含人文温度，兼顾市场活力与权益兜底，才能让每一份灵活的劳作，都拥有安稳的保障与对等的劳动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