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华

　　有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因工作压力增大而导致“过劳死”的人数呈上升趋势。对此，政协工会界委员呼吁，要遏制过度加班现象，在企业层面建立健全工时协商机制，在行业层面科学制定劳动定额，在立法层面明确界定“过劳死”标准，在政府层面加大执法惩处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3月12日《工人日报》)

　　“过劳死”首先是一个涉及到健康与生命的问题，因此与医学的联系十分紧密，无论预防、急救，还是将来的责任划分等，都涉及到具体的医学知识，需要运用医学手段。假如医学手段运用得好，单位的健保举措更有针对性，对职工的心理疏导与应急处理，也会更及时有效，这有利于降低“过劳死”。因此，预防“过劳死”的医学手段不可或缺。

　　但“过劳死”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工作时长和工作环境、职工的休假权能否得到保障等社会问题，与“过劳死”的发生率直接相关。此外，单位对加班的态度，对“过劳死”家属的抚恤等，都属于社会问题。从社会的角度切入，缓解职工的工作压力，维护职工的正当权益，营造先进的企业文化等措施，都有利于减少“过劳死”，这方面的手段同样不可或缺。

　　两者各司其职，有利于减少“过劳死”。相反，假如混淆两者，就可能让预防措施显得不伦不类，甚至出现政策措施相互打架的现象。比如，“过劳”属于社会现象，但“过劳死”不属于医学概念，因为在医学上，过劳只是疾病的诱发因素，并不属于一种疾病，医学眼中的疾病，是因过劳导致的心脑血管意外、抑郁症等。假如混淆了两者，把社会学上的“过劳”生搬硬套到医学领域，要求医疗系统像对待其他职业病一样对待“过劳死”，这其实是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当成简单的疾病来看待，难免出现界定模糊和混淆不清等现象。

　　让医学的归医学，就应该只要求医学做好相关疾病的预防和救治，干医学能够干好的事。在职业病界定上，医学应该针对由过劳引发的具体疾病进行界定，而不是把“过劳”这个复杂的社会因素也加入到界定当中，可将由过劳诱发的脑出血和心脏骤停等疾病列入职业病范畴，但不宜针对模糊的“过劳”概念进行医学界定。

　　让社会的归社会，就应该在职工权益保障等方面多出台对策，同时，还要在导致“过劳”的社会因素方面进行权责划分，不再局限于用医学的视角来决定“过劳死”是否属于工伤。只有划清医学与社会两种手段的界线，才不会出现“48小时内死亡才算工伤”等怪现象，预防“过劳死”和处理“过劳死”相关事宜，就会科学合理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