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其洋

　　副厅级贪官并不少见，但张中生不一样。身为山西省吕梁市委原常委、副市长，张中生不仅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官员受贿额的一个新高——10.4亿元，也成为党的十八大后第一个未涉及命案而被判死刑的贪腐官员。而且，作为一名副厅级官员，他当时是由中纪委直接带走调查的。

　　官员贪腐，花样各有不同，原因大致一样，不外乎个人内心太贪，外部监督太松，贪腐“条件”太好。张中生能受贿索贿那么多，很大原因是他在44年的宦海沉浮中，长期分管煤炭和工业，占尽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职务之便。在任山西中阳县县长时，因为主管煤炭、工业领域，中阳钢铁集团就是他的“摇钱树”“取款机”，他成了中阳钢厂的实际老板。吕梁是产煤大市，张中生任吕梁行署副专员和副市长期间，正赶上煤炭黄金十年和吕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权力达到了顶峰，有吕梁煤矿“总矿长”之称。

　　之所以细看张中生的“死刑路”，不光因为他贪腐数额惊人，还因为他有四个“拿他没办法”，令人讶异——当地人称张中生当副县长时，县长拿他没办法；当县长时，县委书记拿他没办法；当吕梁行署副专员时，专员拿他没办法；当副市长时，市长和市委书记都拿他没办法。

　　下级服从上级，既是保持官场秩序的需要，也是官场文化的定式。在中国的官场，有“县官不如现管”之说，更有“官大一级压死人”之说，也有“一把手往往一手把”之说。但张中生偏偏敢于不把上级当回事，上级也真拿他没办法，而且长期如此，不能不说他真是个“人才”，号称“吕梁头号官霸”“吕梁教父”，绝非浪得虚名。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张中生有性格。不服管教的人多是有性格的人；有性格的人，大都不太好管教。但再有性格的人，规矩总是要懂要守的。在官场，有性格而成大事且不出事的大有人在。但如果嚣张狂傲到没人敢管他，他也不服管的地步，那这样的“有性格”，不出事算幸运，出事则是必然。就像老百姓说的，“只要反腐不止步，早晚抓了某某某”。

　　正所谓有恃无恐，张中生嚣张，不光因为有性格，还因为他“有恃”。他出生普通农家，17岁到中阳粮食局任保管员，因说话得体、腿脚麻利，不久便被任命为中阳县粮油加工厂厂长。其间，他多次将土粮饲料供给一名时任副县长的家人喂猪，由此得到了这位副县长的赏识。他后来任中阳县食品公司经理，公司发生营私舞弊案，办案人员查案时，张中生“十分嚣张”，不予配合。不久，案件便在时任县委主要领导插手下，不了了之。

　　一入官场，张中生就不老实，但他显然“聪明过人”，早早就尝到了找靠山的好处，敢于中饱私囊，能够轻松化险为夷。这样的“甜蜜体验”“成功经历”，必然成为他的“官场哲学”，助长他的贪腐心理和攀附心理。向上输送利益或与上级利益均沾，一旦有事，就会有人“插手”，给自己撑腰。这样一来，他那四个“拿他没办法”便有了底气——你是我的上级、你是一把手，但我背景比你深、后台比你硬、靠山比你高、路子比你广，你能奈我何？！

　　张中生的四个“拿他没办法”，要害是对他手中的权力监督无效或缺失。一方面，张中生“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煤矿的生死存亡”，煤老板不给他送钱，根本办不成事。另一方面，受贿越多，找背景和靠山就越方便，牵连和笼络在自己身边的人就越多，就越容易围成“圈子”“山头”。张中生在中阳时霸道成性，私仇必报，扶持亲信又不遗余力，完全左右官员“上下”。在长期主管的煤炭领域，他通过插手资源整合、项目审批等大肆敛财，与很多煤老板往来密切，编织了一张庞大而复杂的政商关系网。

　　张中生苦心经营几十年，落得个“死刑”下场，这样的人生，是很悲哀的。但反过来想想，如果不是这些年的强力反腐，像张中生这样的人，即便已经退休，不知还要“退而不休”“长袖善舞”到几时。全面反腐不停歇、不松劲，张中生这样的“狂徒”怕是一时很难再出现了，但更难的是铲除孕育和培养“狂徒”的土壤和温床。正如意大利法理学家贝卡利亚所言，“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然性”，反腐治贪，不能寄希望于“别看今日笑得欢，小心秋后拉清单”，也不能指望贪官“多行不义必自毙”，还是要从根子上治起，让那些有贪腐“基因”者，一入官场就不得不明白一个道理：手莫伸，伸手必被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