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华

　　李芳（化名）的儿子出生第9天时，被发现罹患一种罕见的癫痫症，求医过程中，医生介绍了氯巴占。但该药在国内未获许可，但它在国外是正规上市药物。一年多来，李芳从病友群里的代购者手中获取此药物。今年7月，河南中牟警方以“涉嫌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罪”，对她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11月24日《成都商报》）

　　此事让李芳和执法人员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李芳的儿子治病急需氯巴占，但在执法人员看来，“1克氯巴占相当于0.1毫克海洛因”的事实，让执法不员不敢马虎，但患儿的病痛、家长的无奈，又让他们于心不忍。

　　但化解相似纷争，并不缺乏成功的先例。在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中，主人翁同样陷入两难之中。此事后来得到了很好处理，是因为相关法律进行了修改，对“假药”进行了重新界定，国外疗效确切、国内未上市的药品，不再被当作假药论处。秉持同样思路，用于救命的氯巴占，是否应被当作“毒品”论处，也值得探讨。

　　对于这一争议，法律界其实已经形成了共识。2015年5月出台的毒品犯罪司法领域中著名的“武汉纪要”明确，出于医疗目的贩卖管制类精麻药物的行为，不以涉毒罪名定罪处罚。但也要看到，即使不以涉毒罪名定罪处罚，只要落入此类纷争，对当事人也将形成较大影响。让代购“救命药”走出两难困境，除了法律要更加包容之外，其它渠道也需要疏通。

　　为正当代购紧缺“救命药”扫清障碍，医疗方面可有所作为。在相似的案件中，有海关明确，因个人治病需要携带、邮寄精神药品，需凭医疗机构出具的处方及个人身份证明，海关在“自用、合理”范围内验收。但国内未获准上市的药品，医生无法将其作为处方药写入正式的处方单。通融的办法是，门诊病史、出院小结等医疗文书可以写入医生的主观想法，医生在此类文书上分析相关药品的必要性是可行的，海关灵活处置，若将加盖医院公章的此类文书当作有效证明，问题有望迎刃而解。

　　在管理层面，则应以更快速的反应，化解患者无药可用之急。立足眼前，应强化药品紧缺信息的收集，一旦发现“救命药”紧缺现象，要迅速组织生产采购。立足长远，则要加快临床必需药品的审批进度与研发生产力度，从根源上缓解相关药品的供需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