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其洋

　　新冠肺炎康复患者、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结束隔离，虽有政策规定“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其返回居住地”，但许多人还是“有家难回”。原因就在于，基层在执行政策时“层层加码”，让上头的政策成了空口白话。

　　对上海近日的这一“怪现象”，5月26日《解放日报》的“解放论坛”专栏，发表评论员朱珉迕的文章《怎样杜绝“层层加码”》指出，许多时候，基层出现“层层加码”，未必是出于自愿，也深受“层层加码”之害之苦，但临到执行政策，就自觉不自觉地加上几码，并称之为“无非是目标管理过程中的一种取舍”。

　　这种“目标管理过程中的取舍”就是，在执行政策时，如果风险无法被有效分担，而成本又不需要自己承担，那么，用“简单粗暴”的高成本来解决问题，就可能成为一种“理性选择”。另外，许多工作讲究专业规范，而承接任务的最基层，常常被赋予超过自身专业能力的任务，又得不到及时的支援和指导，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奉行“宁可做过头”这一法则，就成了既无奈又“理性”的选择。

　　“层层加码”耽误和浪费的，往往是别人的、社会的、国家的发展机会和成本。在经济学上，浪费别人的钱来办自己得利的事，是“最划算”的。疫情期间，明明有政策支持，不光是一些“解禁”人员无法回家，就是隔离管控、核酸检测、交通物流、复工复产等，也一样会遭遇“层层加码”这一梗阻。这其中，最考验也最欠缺的，是政策执行者的担当精神——科学依法严谨地执行政策。

　　不光是疫情防控期间，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大家都在明令禁止、口诛笔伐“层层加码”，实际情况是，“层层加码”不但没有绝迹或者减轻，反而大有“更上一层楼”之势。而且，日益走入了一个“怪圈”：就连对“层层加码”深恶痛绝者，也在一本正经地“层层加码”。

　　本来是照章办事、有板有眼，如果不慎出现问题，不是被承认、被“容错”，而是被追责、遭惩戒；相反，明明是歪曲政策、“层层加码”，造成极大浪费，引发不少民怨，却因为平安无事，而被默许甚至表扬、提升。那么，政策执行者一旦有了这样的预判和认知，自然就会选择“层层加码”，“层层加码”便成了说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

　　“宁可做过头，不可出点事”的“层层加码”，跟官场存在的“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做事”的“庸俗哲学”，表现形式不同，本质是一样的。那就是，一事当前，先保自身，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哪管他人苦不堪言，哪管什么大局全局。这么多年来，批评“层层加码”的讲话、文章我看过太多，但还没有看到过，有哪个地方的哪名官员，因为在执行政策时“层层加码”而受到惩处的。也许，大家心知肚明地认同一条“潜规则”：做过头是态度问题，出了事是能力问题。不做事、做过头，只要不出事，就是态度好、有本事，至少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做事情、讲规矩，不出事自然好，一旦出点事，不但无功，反而有罪，有“容错机制”也白搭。

　　杜绝“层层加码”，就像朱珉迕所说的，要给予基层清晰明确的信号，让基层不仅知道为什么“应该做”，更知道“怎么去做”，还应有督查、整改乃至问责的手段。我以为，只见“层层加码”，少有“层层问责”，正是“层层加码”广泛存在并不断蔓延的重要原因。大家习惯了“便宜从事”“层层加码”，简单易行，屡试不爽，忠实执行政策、法律者反而被讥为“傻瓜”“呆板”“机械”。如此一来，“榜样”在前，看样学样，你加一层，我加两层，他加三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本本主义等一座座“大厦”，便眼见得越盖越高大、越盖越牢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