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波

　　8月16日，涉嫌在江西省乐安县山砀镇接连犯下两起命案、导致3人死亡以及1名7岁小孩重伤的曾春亮落网。曾春亮因入室盗窃遭到被害人家属抵抗，恐吓被害人家属“报警就杀人”，被害人家属两度报警称曾春亮属于危险人物，希望引起重视，但命案还是接连发生。日前当地纪委、检察院、公安厅已经就民警是否渎职介入调查(据新华社、《人民日报》等)。

　　在犯罪影视剧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桥段：有人突然接到陌生的电话：“你某某在我手上，准备好赎金，不能报警，否则撕票。”报，还是不报？接电话人往往陷入纠结。不报，赎金到哪里去找？报，凶犯撕票了怎么办？这就不难想象，“曾春亮案”被害人在“报警就杀人”的死亡恐吓之下选择报警，经过了什么样的思想斗争。选择报警，就是选择了寻求公权力的保护，然而，结果让人遗憾。

　　在日常矛盾纠纷中，动不动也有“我弄死你”的死亡恐吓，这多属于虚张声势的口炮，也许正是这种现象太多了，才让警方低估了曾春亮实施报复的可能性。但在笔者看来，“死亡恐吓”已经超出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范畴，事实上是足以使一般人畏惧的报复通告行为，让被害人受到的心理强制作用，并不亚于身体上受到的强制作用。

　　不少国家对恐吓行为设立了单独的罪名，如日本的胁迫罪、英国和法国的威胁罪、美国的企图伤害罪等，其共同点是只要行为人故意实施的恐吓言语或动作，使他人感到害怕，就有可能构成犯罪。但在我国，恐吓行为有且只有在“寻衅滋事罪”中有所体现，并且必须“情节恶劣”才构成犯罪。事实上，死亡恐吓侵害了个人免于恐惧的人身自由，侵害的法益为个人的安全感或个人对法律安定秩序的信赖，应当入罪。

　　也就是说，对于恐吓行为，应采取措施在“预防”方面及时跟进。比如，可以给恐吓行为实施者戴电子脚镣由警方予以监控，完善“人身保护令”裁判条款，要求恐吓行为实施者不得在被恐吓人某个生活半径中出现，否则予以抓捕，而这些需要“死亡恐吓”入罪后才能配合实施。

　　选择报警，就是不向犯罪分子妥协。我们经常说：“不能把这个世界的主宰权让给坏人”，应当胆怯颤抖的，是那些违法犯罪的人。如果“死亡恐吓”成了犯罪分子的“保护色”，公众的报警没有效果，则是法治与正义的退缩。

　　必须注意到，“不向犯罪分子妥协”是社会治安整体向好的最优选择，并不见得是受害个体在结果预判下，所可能作出的最佳选择。法律的构建，应当让公众明确地看到，遇到恐吓与威胁，选择报警而不是忍辱退让才是最优选择。在法律框架下，让公众、警方甚至凶犯对恐吓行为的结果有所预判，比追究某个警察的“预判失误”、是否渎职，更能强化公众对公权力保护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