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枫
习总书记曾在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中指出,“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确实,互联网的发展让各行各业的工作开展带来了极大便利,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桥头堡”,基层治理也不例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共享平台、协同办公等得到广泛应用,这次抗疫的先进经验更是促进了网络应用更普及更深化,加快了经济社会向线上迁移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抬高了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起点。其中,网上政务服务能力作为全社会上下最急迫的需求,更是成为了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新课题。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关于重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总体指数的权威统计,宁波以高达95.28的指数分位列全国第三。由此可见,宁波网上政府服务能力水平可以说是“非常高”。对此,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宁波将进一步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基本建成“掌上办事之市、掌上办公之市”。
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辅助手段,“云技术”、“大数据”等互联网信息化交互技术的深度运用将政府治理水平和服务水平的上限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发展是“不断运动的”,同时也必定是“对立统一的”,如果放任其随意发展,无疑好似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些糟粕的内容也会随之释放。所以为了推进网络和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且为基层治理搭建适宜的平台,更需要提供与之相适应的改革举措和政策措施。
一方面,社会的持续发展需要离不开不断创新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场景。高尔基曾说过“如果学习只在模仿,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科学,也不会有技术”。新的社会格局、新的社会矛盾的不断产生决定了政府要积极稳妥地创新应用场景,促使新的互联网应用技术能够尽早落地生根,来达到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便利群众的积极结果,让全社会一同共享数字时代的红利。例如针对垃圾分类,如果仅依靠言传、发传单、现场监督等传统方式,既无法满足社区庞大的人口基数,宣传效果也未见得好,而研发上线对应的政府信息平台软件并利用“大数据”的手段,让群众能够更好地掌握垃圾分类知识、知晓垃圾车辆的来往时段,另外,还可对接个人信用平台,对长期未分类的扣除个人信用积分,对积极改正的可以恢复个人信用积分,并由此运行相应的奖惩措施,最终形成人人会分、人人要分的优质效果。
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也离不开必要有效的限制管理。当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广泛应用,AI学习能力快速增强,各种代码和算法愈渐增多导致每位公民的隐私在社会上呈现透明化趋势,同时如果政府对技术的运行效果未在社会上作充分调研,也会掉入到“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怪圈”,到头来反而产生相反的效果。这些都不是技术革新的目的,所以必须时刻提防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反噬”。因此,必须由政府引导形成互联网技术的价值遵循和基本原则,此外,还得以法律政策等形式划出明确的底线和边界并切实加强管理,将保护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放在首位,对一些新事物必须充足调研,切勿“拍脑袋决定”、搞“一刀切”,同时也要防止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乘机“冒头”。
基层治理需要互联网技术这个“最大变量”来不断发展创新,造福百姓。但是所谓变量肯定会左右摆动,所以必须时刻提防,切勿不切实际,盲目“计算”,这样才能让“变”为自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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