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晓慧

　　《古史六案》和李洁非先生以前出版的那些史学著作有些不同，此次，他没有就某一历史文化专题展开“长篇大论”，而是择取了古代六宗或余音未绝或疑点重重或争讼不断的事件，进行言之有据的阐释，颇值得历史爱好者悉心品读。

　　《焚书坑儒与挟书律》《失踪的皇帝》《下西洋》《王安石变法》《盐铁会议》《“老子”辨》，纵观这六个主题，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作者选取的论述内容并不具备“新颖”“冷僻”“发前人所未发之言”的特点。相反的，像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建文帝的去向之谜及历代史家纷纷瞩目的“王安石变法”，基本可划归于“老生常谈”的范畴。但作者还是凭借自己的分析能力、辨别水平、学识积淀，在拥有类似史料的基础上，得出属于他自己的史学结论。

　　李先生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史料辨析，去伪存真，探索历史奥秘，接近历史真相，以期对现实能发挥些许借鉴、补益的作用。这一点曾相当精彩地体现在他的代表作“明史三部曲”中，如今又体现在《焚书坑儒与挟书律》一文中。作者指出：早在秦孝公时期，商鞅就提出过“燔诗书”的建议，而秦始皇的“焚书”也好，“坑儒”也罢，都是由一桩具体事件引发的。譬如“焚书”，是因博士官淳于越在皇帝生日宴上出言不逊导致。帝王的举措背后肯定有他政治上的指导思想，秦国一统六合，立下“强国”政策，然而该政策的前提却是“愚民”。现在我们说“开民智，则国强”，但当时的秦国官僚觉得：国家属于君，而不属于民。君主要加强统治，就得善于奴役、防范民众。商鞅的这种思想，被秦相李斯继承了下来，于是有了“焚书”与“坑儒”。前者的结果是夏商周三代历史被严重毁损，后者坑杀460余人，咸阳“诸生”遭到流放。之后，春秋战国时期那种“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景象彻底落下了帷幕。

　　《下西洋》一文也令人思考良多。文中，作者想要厘清郑和船队远航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换句话说，作者希望回答一个问题，即“郑和下西洋”是否属于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是否能和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西方远航先驱们完成的“地理大发现”相提并论？且看：郑和船队出航的主要目的是寻找不知所终的建文帝，其次，才显出扬我国威的意图。鉴于背后有统治者的全力支持，所以船队基本不存在财政上的顾虑。而哥伦布等人尽管也得到了西班牙、葡萄牙国王的首肯与委任，经费来源却是私人或团队赞助，甚至彼此还立下契约以明责权。说到底，他们的远航实际上是贪求财宝的冒险家和意图另拓贸易通道的商人之间的一桩买卖。而且根据史料，起码到了宋代，中国对“西洋”已经知晓，到了元代，更是在“知”的基础上完成了对“行”的落实。可见，现代学者没有必要对“郑和下西洋”事件抬得过高。

　　至于西汉时期的“盐铁会议”，后人对它的了解主要来自桓宽的《盐铁论》一书。《盐铁论》并非桓宽专著，而是一部比较详尽的会议现场记录。所谓的“盐铁会议”，包含的内容也相当宽泛，议题并不仅限于“盐铁”一项。盐铁会议的运作是很现代的：由中央政府官员和“举贤良”而来的民意代表，就汉武帝时期的盐铁、酒榷、均输及对外用兵等问题进行直接辩论。作者通过《盐铁会议》一文，回顾了2000多年前的一场国家最高规格的民生会议，对当时的经济和军事有着引人深思的剖析。

　　读史益智，但历史话语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言，是“层累造成”的。作为历史爱好者，如果只读不辨，就易陷入“为史所误”的陷阱当中而不自知。《古史六案》可说是一本上佳的论史专著，能于潜移默化之中提升读者对各类历史事件的思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