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其洋

　　1月5日、6日，接连读到两位经济学家说教育的文章。一篇是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王东京的《关键要办好职业教育》，发在《学习时报》评论专栏“经济学家”上；一篇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的《18岁之前的教育不应该是淘汰赛》，是他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的谈话。两位经济学家，不约而同谈到了中考跟职业教育和“双减”(减轻中小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关系问题。

　　王东京说，现在，家长不愿让孩子上职校，虽有观念方面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不尽如人意。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关键是要办好职业教育。为此，他提出三点建议，其中第二点是改革“中考分流”。他认为，现在让考分高的学生上高中、考分低的学生上职校，对职业教育带有明显的歧视；职业教育学历与普通教育学历，在报考研究生、公务员、职称评定、职务晋升时，不被同等对待；孩子考不上高中会觉得低人一等、自暴自弃，必须纠正。可取的做法，是让学生自主选择，中职与普通高中分开考试，分别择优录取。

　　姚洋说，18岁以下的孩子心智不健全，参与淘汰赛有损他们的成长。这个时代的“内卷”问题，应该从教育根源上着手解决，希望取消“中考分流”，实行小学、初中、高中一贯制改革，让孩子们都能上高中，给予孩子更长的成长周期，成为“更完整的人”，高中毕业后再决定去读技校、中职(甚至可以取消)、高职还是大学。

　　两位经济学家，评述教育问题，一个温和些，说中职与普高分开考试，一个激烈些，说完全取消“中考分流”，让人耳目一新。

　　现在，自上到下，说起职业教育，说起培养技术能手、大国工匠，没有不重视、不着急的。在科研创新上，我们落后于人，会被“卡脖子”，技术落后也一样。道理很简单，几人几十人甚或几百几千人搞出来的科研成果，要转化为产品，离不开数以万计甚或百万千万计的产业工人、能工巧匠的“紧密配合”。就是说，理论研究搞得越高越好，实务操作越要紧紧跟上，而不是脱节、落后甚至缺失。而且，二者越是配合得好，越会产生“相得益彰”的良性循环和叠加效应。

　　可惜的是，就像王东京所说：“这些年，我见过不少官员大讲职业教育如何好、有多么重要，却不见他们把孩子送去上职校。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并不真的那样看。官员自己都不信，老百姓怎么会相信呢？”按照现行政策规定，中考对初中生予以分流，50%可以读高中，另一半只能读职校。这就给家长造成了恐慌：孩子上高中，才可以考大学、读研究生、读博士；而有了高学历，才有希望考入政府机关吃公家饭。时下政府招录公务员，通常要求有本科以上文凭。孩子中考后被分流，一些人只能上职校，容易自卑不说，我们的职业教育水平整体偏低，家长对孩子的前途也心里没底。

　　姚洋则认为，我们已经实现小康目标，要成为高收入国家，教育不该停留在过去的阶段，要适时适当拔高一点。教育公平是起始点上的公平。我们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将教育放在第一位。假如40%的孩子初中毕业就去读职校，又什么都没学到，未来收入水平也不会高。不是“中考分流”，而是等孩子们18岁成人之后，心智成熟，更明白自己想做什么，甚至可以决定不去参加无谓的竞争，自己走自己的路。这样，不仅有利于培养孩子健全的心智，也能为基础教育减压。

　　因为担心孩子上了职校没前途，因为怕孩子被过早打上“学不好”的标签，加剧了一些家长的竞争焦虑和攀比心理，引发日益严重的教育“内卷”——浪费性竞争，让孩子和家长的教育负担越来越重，甚至苦不堪言。

　　王东京说，不改革现在的“中考分流”办学，“双减”最终不可能落实到位。姚洋则认为，“中考分流”在不自觉中强化“选拔最重要”的观念，将学生过早分为可教和永远不可教的群体，推崇“胜者为王”的淘汰赛，对校外培训行业进行管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长的焦虑，但这不是根本性的，只这么做，压力是很难减轻的。

　　解决问题，方法可以不同，方向应该一致。无论是王东京所说，中职与普高分开考试，让不同的马在不同的跑道上竞赛，各论各的长短；还是姚洋所说，取消“中考分流”，高考结束后再让孩子选择人生道路；以及我个人平时所见一些家长对孩子中考后上职校的担忧和无奈，加上一些企业家对优质技工“结构性欠缺”的焦虑和无助，足以说明，我们的中考政策该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