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岩平   

　　国庆节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就此话题，时评版刊发《干部能上能下：重点和难点是解决“能下”问题》一文，认为干部“下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跟长期存在‘能上不能下’的官场惯性有关，也与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能下’有关”。对此观点，笔者深以为然。

　　干部能上不能下，是长期困扰干部队伍建设的难点问题，也是群众关心、社会关切的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有效解决的干部能上能下问题，其重点和难点确实在于解决“能下”问题。其弊端正如上文所言——“用什么样的人、怎么用人，会形成导向，会影响风气。该下者不能下、下不来，败坏的是用人风气和政治生态，会挫伤一些党员干部的积极性，扭曲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

　　干部能上难下，不利于形成正确的干部激励导向机制，不利于促进领导班子结构的优化和整体效能的增强，不利于克服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不利于党政机构改革的顺利推进。推进党政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特别是解决干部下的问题，之所以阻力大、困难多，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外因和内因、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社会生态看，当前狭隘的“官本位”思想仍有较大市场，人们把是否当官、职位高低作为判断一个人价值大小、地位高低的最终标准，把干部上去后又下来，简单归纳为干部“出问题、有事情”的表现。现实中，如果一名干部被组织上提拔重用，往往认为是有出息和前途，是光宗耀祖的事，亲朋好友争相庆贺。相反，如果一名干部被降免了职务，则认为是伤了面子、丢了前途，有辱门庭。由此，导致不少人千方百计求官谋职，乐上恐下，使干部能上能下制度的推行遇到巨大的无形阻力。

　　从现实操作看，早在2015年7月，中央办公厅就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这次中央再次印发《规定》，并列出了十五种不适宜担任现职应当进行调整的情形。实事求是地讲，这些认定情形落到实际操作中，往往存在内容界定过于宏观、责任范围界定不清，问题追责难以真正落到实处的情况。现实工作中，为了少添类似的“乱子”和“麻烦”，有的党组织把调整干部“下”视若畏途，许多人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的信条。在调整不胜任现职干部时，怕伤和气、怕丢面子、怕得罪人，认为不称职的领导干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忍心一下子把他们调整下来。

　　从后续管理看，《规定》明确，对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采用调离岗位、改任非领导职务、免职、降职等方式予以调整，但如何来区分不同情形、采取何种措施，没有细化明确。现实中，有的干部一下就万念俱灰，心中无方向，工作无目标；有的干部一下就得过且过，人到码头车到站，甚至破罐子破摔。根据现行干部政策，虽然明确调整下来的干部，只要在影响期满后，德才表现优秀和工作实绩突出，仍然可以再上，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种种原因，下的干部很难有机会再上。从这个角度讲，畅通能上能下渠道，公平公正对待调整下来的干部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完善。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这次中央再次修订完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从制度法规层面就干部能上能下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为基层推行干部能上能下提供了顶层设计。各地各部门应结合自身实际，动真碰硬狠抓落实，破解“下”的瓶颈、加大“下”的力度，着力解决干部能力不足“不能为”、动力不足“不想为”、担当不足“不敢为”等问题，进一步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