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钟的　

　　6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新版《国际疾病分类(预先预览版)》，将游戏障碍添加到关于成瘾性疾患的章节中。如果该分类目录在2019年5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上由会员国最终批准，将在2022年1月1日生效。

　　消息传出以后，“游戏成瘾是病”的说法不胫而走。不过，作为预先预览版的该方案目前尚有较大变数。一方面，世界上多家游戏协会很快发声明表示反对；另一方面，该分类目录仍然有待批准。而且，就算获得最终通过，有多少国家愿意采纳并在临床医疗中实施也是一个未知数。

　　应该承认，将“游戏成瘾”放到科学的尺度中讨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目前，社会对游戏的认知，存在强烈的情绪偏见，一些教师和家长视游戏为洪水猛兽，而诸如《头号玩家》等电影的热播，又显示游戏已成为大众文化不可分隔的一部分。用科学方法界定“游戏成瘾”，在频率、强度、时间上确立标准，有利于社会理性看待游戏这项娱乐活动。

　　问题在于，现实中公众对“游戏成瘾”的认知存在强烈的模糊感，很多社会讨论和对策脱离了科学轨道。与其聚焦“游戏成瘾”是不是病，不如先解答怎样的“成瘾”才算“有病”，针对相应疾病又如何实施科学治疗。

　　早在世卫组织发布新版《国际疾病分类》之前，民间就已表达出对“游戏成瘾”的关切。打着各种幌子的戒网瘾机构层出不穷，很多也是从临床角度开展所谓戒网瘾工作的。但是，诸如杨永信等实施戒网瘾的医生，给被家长送到戒治中心的未成年人造成严重的肉体和精神伤害。

　　如果“游戏成瘾”被确定为疾病，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医疗系统是否为开展相应的治疗做好准备。比如，公立医院是否要设立相应的科室，在医师培养方面是否能提供相关课程。还应该警惕的是，某些人以戒游戏瘾的名义开展非法活动，将从前处于灰色地带的暴力戒治摆到台面上。

　　将“游戏成瘾”列为疾患，还考验社会的应对能力。当前，对部分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的讨论，既是游戏厂商推出防沉迷机制的商业伦理问题，也属于学校、家庭实施教育和监管的范畴。一旦公共卫生领域也加入进来，会让问题更加复杂。社会为防治“游戏成瘾”所要调动的资源可能成倍增长，比如，社会保险是否要为相关治疗埋单？

　　精神类疾患是公众常识中较为欠缺的一部分。这既表现在对精神疾病患者存在的偏见，也表现在对精神疾病的关注并不充分。人们容易看到沉迷游戏这样的显性问题，却未必能看清诸如抑郁症等危害强烈的疾患。对精神类疾患的关注，不能因为游戏这一大众熟知的因素而跑偏焦点，而忽略更普遍的严峻现实。

　　其实，绝大多数人无须担心自己因“游戏成瘾”患病。即便是在世卫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中，也强调病患者行为模式要具有足够的严重性，导致个人、家庭、社会、教育、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领域的重大损害。现实中，很多人喜欢打游戏，远远没有达到临床意义上疾病的程度。

　　现在看来，社会公众眼中的“网瘾”，与世卫组织所提的“游戏障碍”，很可能不是同一码事。如果双方在基本概念和认识上未达成共识，相关议程的推进就是“鸡同鸭讲”。适得其反的是，公众认知可能因为对专业概念的理解偏差，产生恐慌和焦虑，从而埋下打击扩大化的隐患。

　　无论《国际疾病分类》最终有没有把“游戏障碍”列入其中，少数人沉迷游戏而影响日常生活的现实不会改变，游戏作为正常的娱乐活动的现实也不会改变。对于社会来说，不必为某种新概念的产生而进退失据，而更应该理性思考如何看待游戏和它所影响的整个世界，如何让下一代在原生网络环境中健康成长，培育符合时代需求的“头号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