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

　　11月26日有媒体刊发了一篇《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的报道。报道称，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报道称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也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消息一经发布，震动了学术界，也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

　　报道中的所谓“基因编辑婴儿”，通俗而言，就是用特定的方法，在受精卵或者胚胎期间，把人体的某一个基因去除，由于这个基因是表达艾滋病毒进入细胞的关键受体，希望通过去除这个受体而阻断艾滋病病毒的感染。

　　看上去很美的技术为什么引来巨大的争议？在122位中国科学家发表的强烈谴责“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的联合声明中，有着清晰的阐述：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准确性及其带来的脱靶效应科学界内部争议很大，在得到大家严格进一步检验之前直接进行人胚胎改造并试图产生婴儿的任何尝试都存在巨大风险。而科学上此项技术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创新及科学价值，但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及其长远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这一段声明集中论述了两个问题。首先是技术上的问题，CRISPR作为基因编辑工具虽然强力，但是“脱靶”(指错误地编辑了不该编辑的地方)却难以避免。如果是拿农作物来作试验，这种出错算不了什么，编辑完毕之后不断检测不断观察就是了，万一出了问题不妨扔掉重来。但是在人类胚胎编辑里，即使是极小概率的“脱靶”也是天大的问题，因为你不能把一个活人像农作物一样扔掉再来试验。

　　其次是伦理上的问题，实则也是更为重要的问题。由于新的基因在人体产生之后会永久存留并遗传下去，就难免让人们产生巨大的忧虑：今天你拿出理由改变了某种基因，明天会不会由于别的理由改变另外一种基因？如此下去，人还是人吗？

　　正是基于上述风险，许多国家就此出台了相关法规。业内专家透露，欧美多个国家有专门的法律严格禁止基因编辑在人体的试验，在中国，原科技部和卫生部于2003年联合下发了《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其中第6条指出，“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

　　按照2016年12月1日开始实施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有关研究必须先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而在明了上述背景之后，难免就会和发表联合声明的科学家们一样，对这项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感到惊诧。

　　一份名为《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的申请书显示，该实验始于2017年3月，截止到2019年3月，但深圳和美方面回应称对此并不了解。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表示已启动对该事件涉及伦理问题的调查，对媒体报道的该研究项目的伦理审查书真实性进行核实，有关调查结果将及时向公众公布。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伦理委员会设立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机构的执业登记机关备案”，经查，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这一机构未按要求进行备案。

　　针对这一大众关注的热点事件，贺建奎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就此回应称，该校和该校生物系对此项研究不知情，该校生物系学术委员会认为此项研究严重违背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国家卫健委回应称，已经要求广东省卫健委调查核实，依法依规处理。广东省卫健委已经组织力量展开调查，众多科学家在联合声明中也呼吁对这一事件做出全面调查及处理，并及时公布后续信息。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这一事件还存在不少疑点，有人因为此事是研究者本人向外界透露且未得到其他独立方的证实，甚至怀疑事件本身的真实性。这么多的疑点，或许只有等待有关部门的调查和当事人的详细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