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系统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开启了“中国之治”新境界。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十三方面的显著优势，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的自信和底气。这些制度中，党的领导制度是最根本的，统领和贯穿其他方面制度。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作出了六个方面的安排，包括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建立、两个完善、三个健全”，覆盖了党的领导制度的方方面面，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明确了方向和重点，提供了制度化保障。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在传达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时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党领导一切的制度设计和工作机制。”以笔者观察，进入新时代以来，从党中央到各级地方党委，都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其从严、治本、密集、管用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那种“有党委书记，却未必有党的工作；有党的组织，却未必有党的建设”的弱化、缺失、不力现象，得到了很好治理，党内的腐败现象，也得到有力遏止。

　　但从落实党领导一切的制度设计和工作机制来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打两个比方：其一，在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中，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为“顶梁柱”，不仅置于首位，而且统领各方面制度安排。其二，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局中，党是坐在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在不断深化制度建设上，我们要突出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统摄性地位，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党和国家所有机构履行职责全过程。

　　以党领导一切的制度为根本，形成一个治党、治国、理政的科学的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不是预先设计出来的，而是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规范和规律的统一；这个制度体系是以创新的精神和审慎的态度制定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与时俱进的统一；这个制度体系紧密联接，每种制度的有效运行以其他制度的存在为条件，是互补和互动的统一。

　　墨子说过：“大智治制，中智治人，小智治事。”有大智慧者会制定制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让所有人跟着这个制度走。事靠人，人靠制。制引导人，人决定事。大智不是中智、小智的叠加，而是鉴往知今、登高望远、厚积成势。

　　有人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继“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我以为言之有理。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人类从电缆时代进入光纤时代，我们从1G的缺席、2G的跟跑、3G的追跑、4G的并跑，到5G的领跑，文明成果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巨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大智治制”，以党治带动国治军治民治，建立起强大的制度体系和制度自信。

　　阿拉宁波也要从历史的传承、走过的道路、积累的经验中，按照稳定性、延续性、发展性、创造性的要求，举旗定向，观气取势，在制度体系建设上彰显担当、走在前列。

　　“中国之制”让“中国之治”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