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时代再创造

　　导演朱定忠

　　——甬剧电影《典妻》观后

　　赵淑萍

　　烈士柔石短暂的一生，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三十年华留下了两部不朽之作《为奴隶的母亲》和《二月》。这两部小说都被拍成电影(《二月》名为《早春二月》)，改编成戏剧。

　　10年前，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改编成的新甬剧《典妻》，如一枝芳葩，光彩耀目。它被称为甬剧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前，甬剧的三大悲剧《半把剪刀》《双玉蝉》《天要落雨娘要嫁》家喻户晓，一些优秀的剧目也在各个历史阶段发挥了作用。但《典妻》被认为“一次性完成了地方剧种由乡镇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质的飞跃。”它博采众长，大量借鉴京昆程式，甚至运用了舞蹈、话剧中的肢体语言与表情、造型。舞台美、文学美、画面美、音乐美充分融合，是甬剧史上的一次改革，一次突破。

　　《典妻》，一个几乎囊括了国内戏剧艺术重要奖项的舞台剧，以电影的形式呈现，又是一次尝试和探索。甬剧名家王锦文说，拍一部甬剧电影，是几代甬剧人的梦想。宁波电视台先前推出的甬剧系列情景剧《药行街》《老爷升堂》和眼下正热播的《隔壁邻舍》，都有很好的反响。但是，甬剧走向银幕，还是第一次。人们在期盼的同时，也有隐隐的担忧：当年精雕细琢的舞台剧，到了银幕上，那些精华部分是否会被削弱？

　　4月13日，甬剧电影《典妻》首映。熟得不能再熟的剧情，演员，除了秀才老爷的扮演者由杨柳汀换成了姚剧名家寿建立外，主演王锦文、沃幸康、陈安俐仍是原班人马。笔者带着舞台记忆几乎是对比着审视着去观看，仍然有那种最初的感动和震撼，仍然有一种萦纡不去的压抑和愤懑，仍然有一种深切的同情。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的演员和观众也在成长，那就是对角色、对原著人物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受。一个因为世道不平、年成不好，又染上恶习的人穷志短的“夫”，一个背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族压力的老秀才，一个深受封建宗法压迫反过来又施虐他人的秀才大娘……当然，所有的凌辱和痛苦最后落在“妻”头上。温柔善良、含辛茹苦如她，受着族权、夫权的欺压和经济、精神的双重摧残。王锦文的唱腔清丽柔婉，在“妻”的角色把握上是精准的。一个形神毕肖的浙东农村劳动妇女，一个柔弱但不缺乏个人意识的薄命女子，一个无我牺牲仍然深陷绝望的母亲，清新地立在银幕上。沃幸康饰演“夫”，以细腻的动作、表情把角色的窝囊、猥琐、卑微、无奈刻画得入骨三分，可恨却也可怜。寿建立是姚剧名角，这次加盟甬剧，他和王锦文的对手戏演得自然、默契，微妙的心理从眼神中传递出来。陈安俐作为“老戏骨”，她饰演“大娘”驾轻就熟。只是，窃以为大娘子内心阴鸷，但外表并非“悍妇”。一心想着利用“妻”来生子的她，初次见面就掐手背的动作是否妥当？两个仆妇的戏份很少，但也个性鲜明：一个，和善、充满人情味；一个，起初本能地站在“大娘”一边，对“妻”有所排斥，后来渐渐体恤及至奉命搜身后回了一句“只剩下一把骨头”，显现出内心的不平和正义。

　　电影更有视觉的冲击力。晴江岸、白云庄、天一阁，画面里的宁波是那么美。熟悉的地域景象和生活图景，让人深感亲切。电影和舞台剧不同，舞台上一些夸张的动作和表情，要做减法，比如“夫”抱着春宝对“妻”的沉沉一跪，比如大娘子携着“妻”的手时那夸张的动作、步态，电影里都被删减。虚拟的舞台和电影实景不同。戏中“妻”在返家的路上出现幻觉，两柱光束，代表着她的两个孩子。电影则是通过“妻”的梦境来实现：秋宝被硬拽回家，春宝被秀才家的家仆推到河里。梦的处理很不错，遗憾的是梦境和现实之间的过渡衔接不够自然，显得有些突兀。“妻”在山野中独行这一幕，和戏中“妻”于大雨将临前疾奔那种扣人心弦的动感和张力相比，略显拖沓。但是，电影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创造了独特的影视时间和空间，有些效果是舞台无法达到的。比如离开原家之前，一边，轿子在霞光中前行；一边，“妻”在灯下为春宝补衣。到了秀才家后，一边，“妻”在打扫庭除；一边，是“夫”在原家嗜酒情景的回放。这些镜头的组合对比有很强的感染力。可以说，舞台剧和电影因为艺术表现手段的不同，各有所长。

　　无论是舞台剧还是电影的成功，一剧之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柔石小说的内涵、深度及阶级和人性双重视角的叙事使得剧本有开拓的空间。80多年前，左翼作家通过小说人物的个体命运来揭示封建陋习和极度贫困对生命及家庭的戕害，对穷苦农民特别是劳苦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而今，甬剧《典妻》和电影从人本主义出发，突出了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母性尊严的追问，从而转向精神文化和生存、人性等方面的探讨。甬剧《典妻》走上银幕，必将助推小剧种的传播和传承。当然，另一种意义是在烈士的家乡，用宁波人自己的主创团队，改编、演绎了烈士的作品，通过经典的时代再创造，对烈士深切缅怀，致以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