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浩声

　　一个司机有多大的“能量”？我们平常所接触到的一些“职业司机”，无非是凭着一门“技术活”，养家糊口，安身立命。他们中的多数人，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忙忙碌碌，挣的不过是些“辛苦钱”。可对于某些与权力“结缘”的司机而言，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的“能量”，大得超乎想象。

　　这并非危言耸听，有中纪委监察部官网披露的实例为证：乔立志，是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张茂才的司机。这个“乔师傅”可不简单，跟随“老板”鞍前马后侍候，长达19年之久，随着时间的推移，说话也越来越“好使”。2009年至2016年，乔立志利用张茂才的影响力，帮助利益关系人承揽工程。在项目招投标中，请托人付某先后中标3.6亿元的项目，按事先约定，乔立志收取中标价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好处费”。2009年至2018年，乔立志在个人建房、购房、装修等事项中，先后收受付某375万余元。

　　比乔立志“能量”更大的，还有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的司机周某(法院判决未公开名字)。这位“周师傅”从2004年起给张琦当司机，一跟就是十多年。2011年至2018年，其利用张琦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工程招标、土地招拍挂、规划报建等方面为行贿人提供帮助，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现金450万元。周某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能帮人打探案件。2013年，黎某担心时任儋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权晓辉案牵连自己，请托“周师傅”帮忙，希望不要查他。事后，黎某为表示感谢，送了50万元。根据起诉书，周某单笔受贿金额最高为130万元，向其行贿的不仅有商人，还有官员。

　　上述两例，不过是近来公之于众的“司机腐败”案中的典型。往前追溯，这样的案例还能找出“一箩筐”。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司机哪来那么大“能量”？

　　监督缺位是首因。那些腐败的司机，之所以能“共享”权力资源，“灯下黑”是最大根源。现在有的领导“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根本顾不上司机管理之类的“小事”。而承担管理职能的部门，往往又存在不愿管、不敢管的心理，有的甚至担心管得太严了，搞不好自己会被“穿小鞋”，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更深层次的根源，恐怕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的领导干部自身作风不正、行为不端，司机在其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之下，为人处世越规逾矩便不足为奇了。尤其是有些腐败分子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被司机掌握，难免受制于人，利弊权衡之下，只能想方设法满足其要求，包庇纵容其错误，形成沆瀣一气的腐败共同体。

　　关注“司机腐败”现象，或者说拿这样的案例说事，并不是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否定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作用。毕竟，领导司机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其中绝大多数是本本分分、兢兢业业的。但“司机腐败”案屡屡见诸报端，说明“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任重道远，对“老虎”身边“苍蝇”的危害要有足够的认识，应从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中，见微知著、举一反三，打好制度“补丁”。

　　不妨把领导“身边人”的素养和形象，作为考察、衡量领导者本身廉政水平的一个窗口。从以往情况看，领导干部自身清正廉洁，就会对“身边人”严加管教，更容不得他们干出格事；领导自身不干净，其身边人参与腐败的可能性就大。像张琦那样，一路边腐边升，受贿1.07亿元，这样的官员，我们能指望他管好“身边人”吗？如果有关方面能早点警觉，从其“身边人”线索入手，及时、果断地挥起“苍蝇拍”，说不定张琦的贪腐行为早就败露了。

　　该严的规矩要严起来。为有效防范领导干部腐败问题，早在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就颁布《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明确，干部调离时，不得违反规定随调工作人员。不少地方也专门出台文件，规定领导干部工作调动时不准随带司机和车辆，由履新所在地按规定给予配备。这些规矩需要严格落实，不能因人而异随意开口子。

　　“老虎的屁股该摸的要及时摸”。剖析“司机腐败”问题，“树倒猢狲散”“拔出萝卜带出泥”是共性特点。也就是说，大多数案子是“主子”倒了，带出了“仆人”。前面提到的“乔师傅”也好，或是“周师傅”也好，皆是如此。如果他们的“主子”不倒呢？说不定他们还在“保护伞”下为虎作伥。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日常监督的短板，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予以破解。反腐无禁区，该出手时就要及时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