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莲芬

　　到今年年底，杭州市、宁波市、绍兴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集贸市场规范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10月13日宁波晚报）。

　　浙江“限塑令”升级为“禁塑令”，既可以看出“白色污染”破坏环境的形势严峻，也可以看到我省对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问题的高度重视。这是为客观现实所迫而不得不做出的改变，也是生态文明保护和建设的一种主动升级，无疑对从源头上减少生态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为何原本的“限塑令”实行以来收效甚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一些地方、部门对相关政策执行不力、监管不够，让大众对违规后果失去了敬畏之心，导致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泛滥，另一方面则是市场缺少对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有效替代产品。 

　　从“限塑令”到“禁塑令”，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意义却截然不同，因为“限塑令”主要是通过行政、市场的手段去引导和调节，减少生产、生活中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而“禁塑令”重点在于以强制性的手段，从生产、销售、使用的环节，禁止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其效果上显然不是“限塑令”所能够比拟的。  

　　从“限塑令”升级为“禁塑令”，是以一种“倒逼”的方式去促使减少对塑料产品的使用。减少一次性塑料的使用和污染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而公民环境意识的提高和共同参与，是控制一次性塑料污染的基础。

　　爱尔兰是减少塑料袋使用最有成效的国家，一方面用了经济手段，一方面也很重视公众教育。在爱尔兰，塑料袋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社会上已经形成不接受、不欢迎塑料袋的氛围，这也是爱尔兰得以成功“限塑”的关键。 

　　塑料污染防治，需要营造社会主体广泛参与、共抓共治的良好氛围。这意味着一方面要健全相关的监督问责制，尤其从生产源头抓起，禁止生产不可降解塑料袋和同类产品，没有了来源，就没有市场流通。另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加强引导，让广大市民真正意识到塑料污染的危害性，以及治理塑料污染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从而形成内心认同后自觉积极地投入到塑料污染工作当中。 

　　禁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需全民总动员，生产、销售、使用各个环节缺一不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从我做起，将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变成一种习惯，为减少白色污染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期待“禁塑令”能充分发挥解决塑料污染的作用，促使相关企业、部门和民间各界共同参与行动，迎来一个没有塑料污染的未来。